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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古城的适应性保护和修复初探
○ 简庵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速度令人惊叹。然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人地关系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随即普遍面临着艰难的局面；即使是正处于大力保护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古城，由于经济利益的趋使和保护方式的偏差，其衰败颓毁的速度，也同样令人惊叹。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严（睦）州旧治梅城古城的兴衰，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教材。为此，本文就梅城古城的适应性保护和修复，提出一点粗浅的意见，以教正于方家。
一、梅城古城的历史遗存概况
唐神功元年（697），睦州治从雉山县（今浙江淳安）迁至建德，据此，梅城古城作为州治治所，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作为城镇的形成和存在，年代应当更远。作为州治治所，梅城古城城池，在保持中国古代城池基本格局外，因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其别于他城的特征。城内外的所有雉堞、街道、楼阁、民居、亭台、庙宇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演绎着古城的发展史。
（一）古城修筑情况
严州建造较大规模的城池，据记载最早当在唐中和四年（884）。“陈晟筑罗城。周回十九里，高二丈五尺，阔二丈五尺。”（《严州图经》引刁衎《大厅记》）约5.6平方公里。第二次筑城在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既平，知州周格重筑，缩为十二里二步。”（《（万历）严州府志》）约2.25平方公里。宋嘉定六年（1213），因城墙岁久颓圮，知州宋钧重筑古城，此城“东西八百二十有二丈，南北三百四十有四丈。”（《景定严州续志》），约3.75平方公里。严州城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建安府（严州）守将李文忠修筑府城，“西北移入正东三百五十步，正北移入八十五步，正南移出一百六十步；周八里二十三步六分，高二丈四尺，阔二丈五尺。”（《（万历）严州府治》）约1.02平方公里。
自唐以降，严州州城的修筑，大小规模的次数无以计数，仅明代至民国，有史记载的就有25次之多。从历史记载来看，城池的修筑，大体渐次趋小，明初城池面积仅为唐时的四分之一强。周格修筑时，城开八门，李文忠修筑时，城开五门，今仍保存的两个城门是南城澄清门和福运门，为建造大坝时复建，但仅作门面而已。东、西、北四处城楼已于民国五年（1915）被建德县知事夏曰璈拆除。城池的渐次趋小，极有可能是为了提高防守效率。愈往近代，战事攻城的手段、规格、火力往往愈加超越前代，守城要求势必愈加提高。而缩小城池，又不啻为达到易守难攻要求的一个有效方法。当然，自然、战争对城池的破坏，也是使城池缩小的重要原因。
（二）历史遗存的破坏
历史文化遗产随着年代的推移而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事实上看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千年古城梅城，自然难逃其厄，而它的消亡速度，却令同类古城“望其项背”，令人十分痛惜。据不完全统计，自近代以来，古城的文物消失量占资源总量的90％以上（指可移动文物及民间藏品），原始遗迹破坏和消亡率达到近100%，数十座历代名贤墓葬，六十多座历朝碑刻、二十多座石牌坊，都曾先后毁圮，今荡然无存，几乎毁掉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究其破坏原因，不外乎如下：一是自然因素的侵蚀。古城背负乌龙山，面临新安江，城池亦处低缓处，山、城、水相依过于紧凑。雨日时山体水流侵蚀城池十分便易，新安江素来险恶，洪水时常暴发，倒灌城池的现象十分常见。自然因素的侵蚀因地理原因不可避免。二是战火的破坏。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四次攻占梅城古城，战事中放火烧城，其地面建筑悉数被毁，今留存下来的古建筑均为清后期为主。抗战时期，许多古建筑亦毁于日寇的战火之下，如位于府前街著名的三元坊。三是“文革”的冲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古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以“破四旧”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的主要冲击对象，使古城中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受了灭顶之灾，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如教场坊、清朝耳目坊和宣灵庙等。四是“建设性破坏”的影响。“建设性破坏”是指为了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占据和拆除古建筑物。如著名的乌龙王庙，20世纪中叶庙尚完整，1969年在该庙建新安江电子管厂，占庙为仓，拆大殿建厂房，庙遂毁。胡公庙（金华会馆）、文公庙（徽州会馆），都在筑护城大坝时拆除。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为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政府的相应政策出现偏差，在缺乏有效行政监管和相应技术指导的情况下，在古建筑群中建造房屋及任由居民自行修缮房屋，致使大量的传统建筑遭到破坏。
（三）现存历史文化遗迹
梅城古城的历史文化遗迹，主要分为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
公共建筑通常包括会馆建筑、祠堂建筑和宫庙建筑。会馆是明清之际同省、同府、同乡或同业的移民所设立的民事事务机构。梅城古城中现存的会馆只有位于城西小西门街的遂安会馆，其亦因集资困难，仅建一座八字墙门及门内两侧厢房，后皆空地，今为民居。而其余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徽州会馆、绍兴会馆、金华会馆等8处会馆皆不存。祠堂是居民自下而上由“家庭”转向“家族的过程中，宗法礼制遂渐得到强化空间的产物。梅城古城中的完整的祠堂今几不可见，盖因梅城城池较小、人口密集、商业繁荣，加上诸多历史原因，很难保留闲置无人居住的祠堂。现存位于市民路12号的范公祠，现仅存第一进（原为五进），亦为民居。宫庙建筑是古城居民进行祭祀膜拜的地方。古城此类建筑大多为近期修建，有乌龙山麓的玉泉寺，城北的灵应寺，城南的七郎庙和开元寺，而乌龙王庙和澄溪道院已成残垣败壁。
古城的民居建筑可分为宅居型民居和店居型民居。宅居型民居有大型宅院，多为大户和商户居住，一般是以院落（天井）为核心的建筑组合群；也有普通住宅，以一进为主，偶有多进，其特点是规模较小，朴素紧凑。店居型民居是一种兼有商业功能的商住混合性住宅，古城商铺一般沿街而建，为了经营的方便，店主的生活部分常依附于店铺而修建一体，形成商住合一的店居型民居。古城的民居建筑分布较散，群落规模不大，形体内容俱美的不多，特别是店居型民居，浓厚的商业色彩早已把原有的古味冲刷得荡然无存，仅剩躯壳而已。“破坏性建设”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古城明清民居建筑较为集中的所在为正大街、三星街、东门街、市民路和府前街等；民国民居建筑多在总府街、西门后街、石板井头、府前街、北门街和东门街等。当然，不同时期的民居建筑混杂一起，亦多可见。
二、梅城古城的适应性保护和修复构想
建德地区丘壑遍布，开阔之地无多，故府城的面积与他州无法比拟。就拿已知面积最大的唐代陈晟所筑州城来说，与当时的都城长安的面积相比，只占其十五分之一。其地理位置北枕乌龙山，南临新安江，南北方向根本无法扩展。唐宋时期古城东西宽、南北窄，明时东西向缩城，始趋于方正。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古城形成了以山、城、水为三大自然要素，并使之浑然一体的建筑格局。这种格局经千百年来的不断融合，孕育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和生活风貌，形成了山区古城与建筑的特殊的文化流派。
梅城古城的保护和修复，不仅要在城池本身上进行合理的技术处理，还要在宏观上着眼山、城、水三大要素，使人与自然空间的构成更具有有机性和依赖性，这其实就是一种“适应性”改造和修复的问题。
（一）“适应性”是古城保护和修复的基本导向
“适应性”的概念，实际上衍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经发展，被应用到许多人与自然的科学研究当中。1930年，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首先创立了适应论（协调论）。他提出适应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利用的可能性。这一地理概念，如果运用到古城保护和修复中来，就是要针对梅城古城保护中的现实问题，基于古镇自身特征的分析来确定符合古城实际的保护目标和方向，并以此来拟定古城保护和修复的总体策略、技术方法和制度环境等。
对梅城古城的适应性保护和修复来说，最重要的是针对古城的实际和特点。这应该从自然环境和文化沉淀两个方面着眼。古城所依附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古城构成的基本格局，应该予以尊重，脱离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使主体内涵得不到体现，都是一种盲目的操作。古城经千百年来的风雨剥蚀和兵燹丧乱，使古城原始面貌消失殆尽，恢复兴建原有的历史遗迹，也应该合理运用适应性原则，因为古城的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也无法为恢复历史遗迹提供良好的格局和自由的空间。因此，“适应性”原则运用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古城保护和修复的成功。
（二）古城适应性保护和修复的构成格局
古城适应性保护和修复的构成格局，是一种宏观构想，体现在自然环境的依赖结合及历史沉淀的恢复展示。
1、三位一体的融合
古城梅城背枕乌龙山，面俯新安江。这种一山一水夹一城的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古城的大概念不应脱离山和水的自然景观，三位一体的自然格局，应该成为古城保护和改造的基准。乌龙山“在县北三里，高六百丈，周回一百六十里。”（《严州府志》）是严州名山。乌龙山人文景观十分丰富，山中历史遗亦众多，玉泉寺、澄溪道院、北峰塔等是其代表。旧时龙兴观、能仁寺、广济庙、景德寺、尊宿庵（开元寺）均在乌龙山麓，可以说，乌龙山自古以来就是古城佛教文化的聚集地。据《严州图经》“建德府内外城图”，属乌龙山系的赤山、建安山、秀山均有部分在外城内，乌龙山成为古城北门的一道天然屏障。这种山上有城（墙）、城中有山的景象，足以说明至少在南宋时，山与城就融为一体，古城是一座典型的“山城”。古城南临新安江，外城与江之间古时只有狭长的商业街，故新安江亦为南门的天然屏障。古城是徽州和杭州之间的大州府，新安江是徽杭之间重要的航道，城南要津亦为徽杭之间最大的商埠。明清以来，因徽商和其他各地商户的聚集，使古城的商业十分繁荣。虽然新安江在古城外，但对古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城外有水、水活城内”的现象，亦能说明水城合一，不可分割。
这种山、城、水三位一体的格局，势必使古城的保护和修复要考虑到三者的融合。古时城北处山、城一体，山体建筑（寺庙、亭榭）与城内建筑无因城墙而显分割，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今城北一带历史遗迹无存（仅建安山上剩有不多的残墙），代之以成片的田园；而为交通便捷，又开辟了公路，使山、城割裂，这是时代所需，不可避免。由此，应在城北加大古建筑的恢复力度，加强山体仅剩的佛教场所玉泉寺与城池的联系，可在山、城结合处建造标志性建筑（如牌坊、亭阁）等，使山、城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光大佛教、道教文化，是使山、城融为一体的有效途径。今玉泉寺已修复，但寺与城的融合还不够，两者之间除了道路，没有其他纽带。澄溪道院是古城现存惟一的道教遗迹，对此道院加以恢复改造，还以旧貌，与玉泉寺交相辉映，不仅可以增加此地佛、道文化氛围，亦能使山、城联系更为明显。城南沿江一带，今按规划将筑以仿古城墙，表面看城、水更为紧密（旧时城外黄浦街、棋盘街已没入江中），但此城墙却成为城、水的隔离带。对此，在仿古城墙建成后，在城外应进行附助设施建设，如旅游码头、水上乐园等。水是古城的灵魂，古城之水可以使城中静态建筑灵动起来，也是山、城、水三位一体的另一体现。今古城中流动的渠水惟建安山入城之水，但其水仅依城东，自北而南流入东湖，长只数百米而已，此水长时未加以保护，已污秽不堪。旧时城中有玉带水，连接东湖与西湖，是贯穿城东与城西的惟一的城中水流，今已壅塞不通。开凿沟渠，引水入城，不啻为增强古城活力，体现古城三位一体的重要方式。今水源有东、西二条，一为乌龙王庙附近之水，一为建安山入水戽门之水。然而，因古城的建设性破坏，引水入城的难度较大。
2、文化沉淀的再现
文化沉淀的主要内容表现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比于三位一体的融合来说，文化沉淀的再现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梅城古城的破坏程度是空前的，可以说城内没有一座原始的完整的公共建筑；而民居建筑除了室内，建体外观大多失了旧貌，建筑间的街巷也没有了古味。而这些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是古城的“内脏”，街巷是古城的“血管”，坏死的“内脏”和壅塞的“血管”，根本无法让古城起死回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沉淀的再现要比三位一体的融合似乎更为重要。
适应性原则在文化沉淀的再现上的运用，就是要依据古城的历史发展特点，全面合理地重现古城的光芒，物质文化的再现是其重要的方式，能给古城的面貌带来更直观的效果和更强大的吸引力。古城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使之得以再现，须抓住其最独特和有影响力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儒释道文化。前文已述及佛、道教建筑是古城不可或缺的内容，可以聚集在城北，与城南之新开元寺（移建）和江南之天宁禅寺呼应。城东之关岳庙，即旧府城隍庙，亦可在原址重建。道教遗迹澄溪道院可在原址复容，与玉泉寺成为古城佛道双璧。儒学方面，今严州师范学校旧址为原府学旧址，可以于此设立标志性建筑；古城旧有多家书院，如会文书院、文渊书院、宝贤书院和龙山书院等，今宝贤书院已重建于西湖宝华洲，拟可另择一二选址重建。
②会馆。古城现存遂安会馆，然仅一座八字墙门及门内两侧厢房，今为民居，可于原址修复重建。已消失的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天妃庙）、徽州会馆、绍兴会馆、金华会馆等，可选择重建。
③牌坊。牌坊为古城旧时标志性建筑，精工华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除业已恢复和新建的思范坊、建德侯坊外，尽可能择原址重建著名的三元坊、清朝耳目坊、双桂坊等。
④府衙。今已于原址重建谯楼，然尚未完全综合利用，除重现旧府衙旧貌外，可于城楼开辟名贤郡守如宋璟、侯温、杜牧、田锡、范仲淹、陆游、陆子遹、李文忠、赵起杲、戴槃等纪念室，以育后人。
⑤神泉监。睦州神泉监是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全国17处铸钱监之一。岁额10万贯，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神泉监旧址在旧望云门外（参《严州图经》《（万历）严州府治》），也就是古城的东门，在此处可设一标志性建筑，并以静态的形式展现铸钱过程。
⑥刻书业。严州版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南宋严州的刻书业，对严州地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古城修复中，应对其进行充分展现，可以设立陈列馆，中有刻书流程及历代严州刻本的实物或书影。
⑦名人故居。古城有许多名人故居，但多被其后人或其他居民当作居住场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名人故居是增添古城文化品位的重要内容，在古城修复中应予以考虑重现。
⑧名人雕像。古城现今无一处名人雕像，此又为一憾。严州发展史上名人辈出，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如刘长卿、范仲淹、陆游等，在其故里或流寓之处多有塑像，严州乃浙地名州，却无纪念雕影，实有愧于前贤。
文化沉淀的再现，还要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展示。梅城古城的民意艺术十分丰富，经千百年流传，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如严州虾灯、狮豹灯、马灯、斗坛（目莲戏）、十番锣鼓等。这些民间艺术有的因传承的原因而日渐式微，甚至消亡，有的虽然尚存，但因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已无法形成一定的氛围，近乎在沉默中消亡。又如关于九姓渔民的民间风俗，是严州一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随着历史的变迁及生活习俗的改变，这一璀璨的文化遗产已日渐在平民的眼中淡模，令人惋惜。另外，古城的民间小吃十分有名，具有明显的当地特色，如严州烧饼、馄饨、油沸馃、绿毛臭豆腐等。许多离乡之人回乡以后，就想吃一吃故乡的小吃，重拾起旧时的记忆。古城一带自然资源丰富，相应地带动了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如竹编、草编、雕刻、剪纸、油漆、制酒、制糖、箍桶等等，这些传统手工艺是古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在此断流，以免愧对后人。由此，古城的保护和修复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不容小觑，它是增强古城活力的重要内容。建议应在传统节日中丰富民间艺术表演，开辟古城小吃一条街，大力扶持民意手工业者在指定的区域内作业，使古城保护和修复的内涵得以提升。
三、古城保护与修复的传统与现代因素
“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物质，经由历史积淀而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的复合体。而所谓“现代”则是指具有当代特征的所有文化现象及其文化因素的复合体。在梅城古城保护与修复中，传统和现代是应当正确看待和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
（一）传统和现代在古城中共存并立
从时空意义上讲，“传统”存在一个生成、定型、破裂和转化的演变过程，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传统”。所以，传统与人类是无法割裂的。而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通常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熟知的一切，与当前的生产生活水平与方式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可以说，当今我们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具有现代性。
基于上述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传统”和“现代”在梅城古城中的并立现象。古城现今基本面貌是“传统”几乎被抹尽，“现代”色彩正愈描愈浓。曾几何时，古城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达到空前的繁荣，因历史原因，这些传统文化几乎丧失殆尽。而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剩有的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被改容易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冷落遗弃。但是，在现代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又十分怀念传统的东西，想方设法加以恢复。所以，现今梅城古城正处于传统内容削弱与现代内容增强的进程中，传统以新的方式来适应现代的发展，而现代也正以新的姿态来包容传统的存在。在保留古城传统空间的基础上，古城正按照现代的需求、观念和意识而被日渐改造。这种改造表明，“现代”需要“传统”来充实和光耀，而现代文明又不会因弘扬传统文明而停滞脚步，二者是合而为一，无法割舍的。
（二）传统对古城现代发展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自身不可能转化为现代工业文明，但其所具有的文化物质，却是推动现代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
为什么传统文化能被世代继承？为什么传统文化像当今梅城古城这样要令它起死回生？那是因为传统蕴藏着富有时代精神的历史特性，有着推动当地自身现代化发展的特定使用。首先，古城的传统作为历史积淀的地域文化“遗传因素”，可以保证古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可以作为社会变革的精神依托。其次，古城传统文化可以作为城镇现代化建设的参考借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意识，有利于营造地方特色，从而促进古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发展。再次，古城传统的本身作为地方特色，是一处丰厚的艺术宝库和旅游资源，对古城进行适应性保护和修复，使其重焕生机，形成地方发展的特色产业，也是传统对现代发展的突出贡献。
（三）积极协调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当今古城传统的生活客观条件已远远不能满足古城居民对现代生活的品质需求，这势必造成传统因素被笼罩在现代因素的威胁之下，古城的“建设性破坏”，就是传统与现代矛盾的突出体现。因此，协调传统与现代在物质领域中的现实矛盾是古城保护和修复中的首要任务。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传统空间功能与现代生活需求的矛盾，其原因有：其一，古城旧建筑群体密度过大，采光通风性不良；其二，古城的传统空间普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市政设施和公共设施，使得古镇的整体生活环境质量欠佳；其三，传统建筑因年代久远，其居住舒适及安全性均不理想。基于上述原因，许多古典民居有的被拆除重建，有的被闲置另建，有的被改头换面，导致建筑和建筑群的直观效果极差，形成不了整体的文化概念。另外，因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许多传统建筑被改建为现代商铺，破坏了传统建筑的固有格局。
要解决上述问题，拟可采取以下方式：其一，在旧城池外开辟新城，将古城内居民按时分批迁移，以便对古城作整体化改建。这项工程耗费巨大，实施亦不易，应斟情适时而行。其二，在古城质量和价值评价的基础上，梳理古城的区域结构关系，进行必要的建筑拆建和空间开拓。其三，对古城的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隐性化”和“协调化”处理。其四，对古城进行区块型规划，对较为集中的传统建筑群进行全方位的改建，传统建筑和建筑群之间的现代因素应集中迁移至相应的现代区块，使古城特质得以凸显。
梅城古城的适应性保护和修复，是一种基于古城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特点的古城改造之法，因古城的破坏程度较为严重，尤其需要用“适应性”这一原则作为保护和修复的导向。另外，除了古城保护和修复本身的规划和技术方面外，还应完善古城保护和制度化建设，积极引导企业和个人参与古城保护，做好内引外联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古城改造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