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宗经

包 宗 经 

 

包宗经(1883—1909)，字子明，乾潭乡程头人。少年勤奋读书，学业优良。1904年在县城(今梅城)模范小学任教。 

　　包宗经目睹世界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引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和忧虑，毅然冲破家庭阻力，出外寻求救国途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部学习。同年八月加入同盟会。

　　1908年，包宗经受同盟会指派，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奔走于上海、嘉兴、杭州之间，日以继夜，食宿无常，积劳成疾。在同盟会组织规劝护送下，于1909年4月回程头家中休养。病危时遗言，“不要给我女儿缠足，要送她上学读书。”1909年7月23日，病卒于家，年仅27岁。同盟会派人来程头参加丧葬。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题写了“烈士包宗经之墓”碑文，派人送到程头，砌立雅坞山包宗经墓前。（摘自《建德县志》） 

 

豆腐西施的后代

 

公元一八八三年，包宗经在乾潭程头出生。说起程头的包姓，据包宗经后人述说，却是从邻村包家村分迁而来。

也不知是哪一代，包家村的包大奶奶，是个刚强而又特别能干的女强人。自从嫁到包家后，就操持着全家上百口吃饭的大家庭。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已经拥有几百亩良田，上百亩青山。成了乾潭一带有名的富户。还给包家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胖儿子。可是，也不知何因，包家老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怎么欢喜这个对包家有功的大奶奶了。就在大奶奶生了儿子后不久，不顾全家的反对，竟自娶了个二房。在封建时代，只要有钱，男人娶个三妻四妾，也算不得什么。可这个包大奶奶却与其他女人不同。一看自己的老公另寻新欢，先是赌气不开房门，后来干脆一个人带着儿子搬到离包家村不远的程头居住。那里有几间包家佃户临时居住的小屋。

包家大奶奶带着儿子搬到程头以后，并没有带多少银两，因而生活过的十分拮据。大奶奶凭着自己会做豆腐的本事，赊来黄豆磨豆浆，点起盐卤做豆腐。在程头路口上摆了爿豆腐摊，以买豆腐维持生活。由于包大奶奶做的豆腐好吃，价格又公道，再加上蛮会做人，人们都愿意到她这里来买豆腐。故而，每天都是早早卖完收摊。久而久之，程头大奶奶的豆腐闻名相邻四乡。人们还给大奶奶起了个十分雅致的外号，叫做“豆腐西施”。几十年过去了，程头包家也成了远近有名的大户。光房子就有好几进，十几个天井。有年，一群反清义士为避风头，躲进了程头包家。朝廷派了好几十个兵丁进村搜寻，寻来寻去寻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有寻着。包大奶奶给她的后人留下了不少家产，但更要紧的，是给后代留下了乐施好善，不惧困苦，自强自立的刚直脾性。包宗经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包宗经继承了包家大奶奶自强自立、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他家经济条件不错，一年的田租尽够全家吃用几年，但他晓得钱财来之不易。还在梅城双峰书院念书的时候，每到农忙时节，就总是要回到程头，跟着房上的叔叔伯伯们到田里劳动几天。因为他明白“只有晓得种田的吃力，才会珍惜碗中的饭粒”的道理。他还十分刚直。在梅城念书时，遇到有人欺负小同学的时候，总会站出来打抱不平，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身材不如那人高大而退缩。凭这点，包宗经在一帮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人都愿意跟着他。他俨然就是一个小领袖。

后来，包宗经在梅城谋了个教书的行当。就在教书期间，他接触到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思想，还偷偷阅读了不少他们的文章。那个时候，凡阅读、拥有或传播这些书籍都被认为是犯上作乱，要砍头的。但包宗经仍然是如饥似渴的偷偷阅读。他从这些书籍中，逐渐明白了清政府之所以无能、之所以腐败的原因。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初春，邻村韩小漟因为参加反清的白布会，被清政府捉住砍头示众的事，激醒了埋藏在他骨子里的反叛种子。几经思考，决定出国留学，以教育救国，振兴民族，拯救国家。于是，毅然辞去教师之职，自费考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部。

求学途中的奇遇

 

公元一九零五年的七月，包宗经告别怀有身孕的妻子王春，一个人远涉重洋到日本留学。说实话，包宗经其时内心有着许多的放心不下。妻子与自己结婚不久，还从来没有分离过，放心不下。自己走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放心不下。分离的日子里，真不知她会如何生活，放心不下。何况她还怀着身孕呢，更是放心不下。还有，到了日本，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能学到多少东西很难说。还有，在国内，自己已经具有秀才资历，到了国外一切得从头来过，也不知自己能不能适应……等等等等。包宗经在路上想了许多许多。到了日本东京，所有的思虑，都被包宗经丢得老远。因为，在这里包宗经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一起走上了一条神圣而又充满憧憬的新人生道路。

在去日本之前，包宗经通过浙江云和好友魏兰的介绍，认识了浙江嘉兴龚宝铨。这两人都是心忧国患日深，立志推翻清朝的热血青年。龚宝铨曾经在日本留过学，一九零四年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创立了光复会。龚宝铨介绍包宗经到日本后，可到“浙学会”找一个名叫秋瑾的绍兴人，她可以带着包宗经尽快进入和适应日本的留学生活。

就在包宗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去日本的大火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令人作呕却有令人振奋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是，一个日本船员见一个持有底舱船票的中国妇女，走到三等舱上厕所，上前就是几个耳光。口里叽里咕噜的骂着，还动手动脚的要当众脱掉她的衣服搜身。这位妇女哭喊着、哀求着，日本船员就是不依不饶。包宗经是在看不过去，就上前去说理。哪个晓得，还没有等他走到身边，日本船员却挥起拳头向包宗经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关键时刻，旁边一位身着戎装的大侠冲上前，伸手接过拳头往旁边一带，“噗通”一声，那个日本船员像头死猪，摔在冰冷地船板上。日本船员刚想发作，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在日本赫赫有名的秦良玉大侠。顾不得尴尬，从地上爬了起来，向着秦良玉大侠深深一鞠躬，赶快溜走。在去日本的几个日日夜夜里，这位秦大侠时刻关照着中国同胞。得到火轮上全体同胞的敬重。

包宗经到了日本东京办好入学手续后，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找到浙学会，打探秋瑾的下落。以便尽快融入当地社会。这天，经中国同学的指点，在浙学会那里找到了秋瑾。一看，站在面前的不就是在火轮上打抱不平的秦大侠吗。原来，秋瑾就是秦良玉，秦良玉则是秋瑾在日本的别名。她在1904年夏，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一九零五年春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同年七月，秋瑾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秋瑾大包宗经八岁，包宗经就叫她秋大姐。自此后，包宗经通过秋大姐，结识了陶成章、徐锡麟等一批浙江籍的有志青年。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和著名的革命者黄兴相遇、相识，并且成了好朋友。

 

未曾上任的都督

 

一九零五年七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和黄兴等人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八月，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在黄兴和陶成章的安排下，包宗经在同盟会总部工作，负责联络会员及总部文秘等事宜。在工作期间，由于积极勤奋且为人大度，甚得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们的赏识。

一九零六年，秋瑾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一九零七年二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七月六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七月十三日在大通学堂被捕。七月十五日，农历丁未年六月初六日，在浙江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秋瑾等牺牲的噩耗传到日本后，同盟会同志们都十分悲痛。包宗经更是连续几天平静不下来。几次要求回国，为秋姐姐报仇。经同盟会总部商议，决定派陶成章立即返回浙江，主持浙江同盟会的工作。并让包宗经随后回国，协助陶成章工作，准备再次起义。就在包宗经将要启程回国的前夜，黄兴把包宗经叫到孙中山的住处，接受孙中山的召见。孙中山叮嘱包宗经好好协助陶成章工作。把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会党联合在一起，设法搅乱切断清王朝的主要经济命脉，策应两湖两广的武装起义。黄兴也在一旁告知包宗经，同盟会已经决定，孙中山到两广组织武装起义，他也马上就到湖南策划起义。并让包宗经转告陶成章，组织好队伍，准备南北呼应，同时举义，推翻满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新政权。正当包宗经要离开孙中山住处的时候，孙中山郑重的叫住包宗经，然后拿出一个公文包，对包宗经说：“经同盟会研究决定，这次武装起义成功，革命胜利后，由你担任浙江省左都督之职。此包中是委任状及印鉴。望你妥加保管，努力工作。”包宗经兴奋不已，觉得这是革命领袖们队自己的信任，更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要当好左都督绝不简单，可不象在同盟会总部那样，只要做好迎来送往，写写抄抄就行了。

包宗经回到杭州，也顾不上回家和爱妻团聚，就一门心思努力工作起来。先是联系上陶成章，再赴上海，与同盟会暗杀团上海支部接上头，筹划为秋瑾报仇的行动计划。接着联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的同盟会首脑，传达临行前孙中山、黄兴的指示，积极筹备武装起义的事宜。就在一场推翻满清政府大革命即将成功的前夕，包宗经却因为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抱恨去世。当然，那张浙江省左都督的委任状，也就一直藏在公文包中，为没了面世的机会而深感遗憾。 

 

英年早逝的先驱

 

一九零七年盛夏，包宗经受同盟会总部派遣，从日本归国协助陶成章主持浙江同盟会的工作。这日，收拾好行装，搭乘日本“丸光”号客轮，经上海转乘火车到了杭州。旅途劳累让原本瘦弱的包宗经更是瘦了一圈。一到杭州，包宗经就忙着处理浙江同盟会的事务，顾不上回到建德老家看看久别的亲人。特别是在他远赴日本后才出世的女儿，现在都已经三岁了，还不知是个什么样？夜深人静了，包宗经还站在厢房的窗前，透过天井，望着朗朗星空，不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在隔壁看书的陶成章听到包宗经的叹气，就走了过来。对包宗经说：“你离家已经三年了，明日你回建德一趟，收集一些情报，顺便回家看看妻女。”包宗经听了陶成章的话，既高兴又佩服。高兴的是组织上对自己照顾，有了看望妻女的机会。佩服的是，自己一声叹息，陶大哥就洞察到自己的内心，并不露声色的做出决定。这时的包宗经，恨不得马上天亮，好赶快动身回家。但是一想到出卖秋瑾大姐的叛徒还没有捉到，大仇未报，怎么能够离开战场呢？于是，包宗经谢过陶大哥的好心照顾，并表示等处决了叛徒后，再回家探亲。

第二天，包宗经早早搭乘火车到了上海，寻找到同盟会上海暗杀团负责人，商议严惩叛徒，铲除内奸事宜。到了上海，包宗经想到了同乡龚宝铨。龚宝铨，浙江嘉兴人，一八八六年五月出生在秀水马库汇临街药铺同善堂内。一九零三年，只有17岁，即东渡日本，投身革命。同年为反对俄国吞并我国东北的阴谋，在东京与黄兴、陶成章、钮永建、杨笃生等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一九零四年回国，在上海发起组织暗杀团，专门惩戒那些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以及意志不坚，出卖同志，卖身求荣的叛徒。可是，龚宝铨行踪不定，连着三天都没有龚宝铨的确切下落。就连关系最密切的蔡元培也难以联系到他。就在包宗经急得搓手的时候，龚宝铨突然来到蔡元培的住处。原来，龚宝铨一人到处搜集出卖秋瑾的叛徒蒋继云的下落。等包宗经将同盟会总部的铲除内奸的决定传达给龚宝铨后。龚宝铨对包宗经说：“子明兄，就是总部没有这个决定，我也放不过出卖秋瑾大姐的叛徒蒋继云。你先回浙江静候佳音。”话音刚落，龚宝铨早已飘出大门，不见了踪影。

且说包宗经返回杭州，向陶成章汇报了上海之行。陶成章得知龚宝铨已经接受任务，就对包宗经说：“你现在可以放心回建德看望妻女了。”包宗经见组织如此关心，也就兴匆匆的回到久别多年的老家程头。包宗经刚走近家门口，就听到自家院子里传来一阵阵小儿的嬉笑声。心想，这大概就是还未见过面的爱女爱臧吧。走的时候，女儿还在妻子的肚里，现在都已经三岁了，想想真有点对不起她娘俩。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对留学归国，尤其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十分害怕，对他们防守也是特别严。包宗经刚从杭州回到家，建德县令增春就派人暗中盯视，并下令，只要包宗经有什么异常，马上就抓捕归案。后来才知道，龚宝铨已经成功的将蒋继云刺杀，为秋瑾报了仇。难怪清政府会如此紧张。

为了避开清政府的盯梢，包宗经几次回家，总是选择在深夜里。悄悄叫醒熟睡的妻子。吃一碗妻子悄悄烧好的索面。然后倒头睡个把时辰，匆匆起来。趁天还没有亮，就匆匆上路，到各处去联络同盟会会员，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几年下来，由于终年东奔西跑，风餐露宿，生活没有规律。一九零九年的四月，包宗经病倒在上海郊区一个同盟会骨干的家里。在组织上的多次劝说之下，包宗经终于同意回家养病。养病期间，浙江同盟会曾先后多次派人到程头，和包宗经密商起义大事。为了保密，他们之间总是用日语交谈。

后来，包宗经的病越来越重，而且还经常咳血。一天早上，包宗经把妻子王春叫到床边，对她说：“自嫁到包家，我俩聚少离多，你却毫无怨言。我让你担惊受怕不算，还将一个照顾全家的重担统统压在你的身上。真是对不住你了。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爱臧。她已经五岁，按理该给她绕脚了。可是我不愿我的女儿受绕脚之苦，更不愿她跟你一般认不得字。为此，我有三个请求，第一，不要给女儿绕脚，第二，一定要让她念书，第三，我走了以后，你寻一个靠得牢的人家，把自己再……”。就在妻子王春哭的象泪人的时候，包宗经握着妻子手的右手，慢慢松开了。这天乃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九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农历己酉六月初七日，同盟会东大区特使、浙江左都督包宗经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年仅二十七岁。　　　 

同盟会总部得知包宗经的噩耗，指令浙江同盟会派专人到程头，参加包宗经的葬礼。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陆军总长兼参谋长的黄兴，亲笔题写了“烈士包宗经之墓”墓铭，派专人从南京送到程头包宗经家中，并在灵位前宣读祭文。一九四零年，女儿包爱臧将包宗经的遗骨，迁葬到程头的鸦坞山麓。同时将黄兴亲题的“烈士包宗经之墓”墓铭刻制成碑，砌立在包宗经的墓前。一九九一年一月，包宗经墓碑列入建德重点保护文物，并刻制了保护碑，一起立在包宗经墓前。

现在，每逢清明、春节，总有人自发到这里来，献上一束鲜花，祭奠这位同盟会志士、辛亥革命先驱包宗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