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前半生

文 | 汪积功

仿佛大梦初醒，我已九十岁了。一介寒儒，半生坎坷，没什么值得写的东西，但我的一生经历了战火硝烟、光怪陆离的时代，两岸分离，音讯茫茫，不知生死几十年。回顾前半生，幼年时逃军阀，什么袁世凯、张宗昌，谈虎色变，耳熟能详；青年时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烧杀掳掠，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梦中惊醒我还惊魂不定，见到那尸横遍野，战火硝烟。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当“老运动员”又十多年。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这个一米八四的高个，一百五十来斤的大汉，被折磨成不到一百斤，只剩下皮包骨的行尸走肉，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劳改农场医院的医师曾告诉我：“我们曾把你列入第二天死亡的名单三次，你都没有死，真是命大。”当我逃过这一切劫难，盼到雨过天晴时，已经五十七岁了。

做为一名老知识分子，我选择了，并即将走完了这样一条路，我认为有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我愿意留点痕迹给后人，最近在民盟组织生活会上还有一位同志问我：“你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请说真话，你后悔不后悔？”我告诉她：“不后悔，因为我无愧于吾土与吾民。我相信共产党，共产党能跟上世界浩浩荡荡大势，把中国建成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我一生认定的信仰不会变，没有错。”

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汪正联（捷三，节山），清末民初的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历任上海闸北、浦东电厂工程师，南京、徐州电厂厂长，一生干工业，没参加任何政党，没当过一天国民党的官，不抽烟不喝酒，六个儿女他从未打过一下，从未疾言厉色骂过一声，母亲汪管季仙，大家闺秀，一生相夫教子，温柔贤淑，亲友邻里莫不称赞，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个个是大学生，哥哥积成航空研究院毕业赴美深造归国后，先任蒋介石两架专机飞行工程师，空运大队机务长，至台后任“中华民航”常务副总。姐姐积贤也就是方瑀的妈妈，连战的丈母娘，姐夫方声恒是庚款赴美深造，麻省理工的博士，在美国任教授十多年，回台湾后是台大终身教授。大妹积耀是云南电力局职工子弟学校校长，大妹夫李景沅是萨凡奇（世界级水电专家）挑选赴美研究三峡水电工程三年，全国水电十四局总工程师副局长。二妹积文多年住在连战家，是连家起居生活的总管家，丈夫是英国留学生，早逝。曾任台湾民政部司长。她也是画家，多次在美国开画展。弟弟积昌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研究所电机部主任，获选为国际电机暨电子工程学会院士（IEEE Fellow），曾应美国务院Fullbright基金会之邀，赴台湾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又于八十年代应我国汽车总局之邀，回国参观访问及讲学。这样汪氏两代人，应该说是书香人家，不辱门楣。我们一家是团结友爱，骨肉情深，父亲对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当然不会毫无觉察，但他一贯说：“人各有志。”从不鼓励或阻止子女的信仰，他常说的话是“岂为功名始读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哥哥的大、二儿子学名士宏、士毅就是他们爷爷取的）。

我二三十岁时，血气方刚，路见不平就击掌而起，遇事就爱讲个理，爸爸常笑告我：“天下哪有这多理？”我从未听他夸过国民党或骂过共产党，终其一生身体力行的是“实业救国”，记得是1948年冬天，我已在中央通讯社总社工作，有一天在食堂吃午饭时，不知听到一句什么不如意的话，我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了句：“国民党不亡，世无天理！”

后来，我忍了骨肉分离，在劳改农场，我多次检讨总结，不仅要骂自己，也必须昧着良心，无中生有的骂爸爸，多次梦见爸爸，我对他说：“我对不起你，我平白无故地骂过你。”他只是摆摆手，淡然一笑。梦醒了，月光如水，我久久辗转，泪湿枕衾，但我不后悔。

也就是这时，在海峡那边，妹妹积文有一天到爸爸、哥哥家去玩，碰巧他们俩出去了，门铃响了，妹妹一开门，见到是蒋经国，她说：“总统怎么来了？欢迎欢迎！”蒋经国说：“我查了下笔记，过几天就是汪老伯生日，那天我有事要去台中，今天提两瓶酒，特地前来给老伯提前拜个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蒋家不沾亲，不带故，没有瓜葛。我父亲1948年随哥哥去台湾，没有干任何工作，就是养老。我妈妈一辈子做家庭妇女，她温柔贤淑，敦厚慈祥，也是一家生活的中心。抗战八年，我家辗转几千里，迁家几十次，但“家，温馨的家”在哪里？我心中知道：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六十多年，年华似水，我特别忘不了重庆南岸黄桶垭山间那故居，朝阳初上，小楼上一片璀璨，我站在公路对面山上看妈妈捧着被子，在阳光下晾晒，晚上拥被而眠，我会感到妈妈身上那特有的温暖与芳香。

我们兄弟姐妹也骨肉情深，八十年代初，哥哥、嫂嫂、三妹等第一次与友人组团来大陆，在杭州楼外楼欢聚时，衣复恩将军（台湾蒋介石专机机长，曾任台湾国防部次长，我哥哥的儿女亲家）特地到我哥哥及我面前，举了杯深情地说：“积功，你哥哥和我在一起几十年，我知道他心中一块石头，不放心的就是你，几十年隔海相望，音讯不通啊！而今你们兄弟终于重逢，彼此无恙，过去的什么也不说了，为庆贺你们的团聚，请满饮这一杯！”当晚，我夜不成眠，写了首七律，末联是“白发相对青灯傍，始觉人间笑语真。”

八十、九十年代，我收入不高，但已衣食无虞，我多次函告在台湾的骨肉，勿以我为念，但他们逢年过节，总通过我在美的弟弟积昌，默默地给我汇些钱，使我能欢欢喜喜较为宽松地过年过节，并略有存余，几十年如一日啊！

我的老伴王定受我拖累，也打成“右派”，下放农村，降职降薪（月工资仅三十余元），一儿二女升学无门，四处漂泊，遭尽白眼，吃足苦头，二妹积耀解放前没有工作过，为了默默支援我，受种种批判，把棉裤都跪破了，三妹积文多次来新安江看我，一力促成我们兄弟姐妹1990年在香港团聚及我1991年去台探亲、扫墓，我现在的住房也是她不声不响为我购下的，回想在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老伴及两个妹妹的含羞忍辱，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如果没有两岸互通音讯，没有在台骨肉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眷顾，哪里还有我，还有我的今天！

1977年，在台湾的爸爸89岁去世之前，哥哥很孝，请了两位护士日夜照料他，有一天深夜，哥哥应酬回家护士告诉他：“老太爷血压、温度正常，就是一天不肯吃饭。”我哥哥去看他，他醒着就是摆摆手，不说话，哥哥知道爸爸已是到了生命的尾声，第二天上午就打电话把姐姐、妹妹、弟弟都叫来，到爸爸床前说：“我们都忙，照顾您老人家有时疏忽了，你不要生气，你批评我们，我们一定改，不要不吃饭。”这时爸爸睁开眼说了：“你们都好，为我尽心尽力了，我一生没啥悔恨，只是不放心老二（指我），后悔当年没把他逼出来，以他的脾气，共产党饶不了他，也许他不在人世了，如果他死了，他妻子王定、两个孙儿女孤儿寡母就苦了，我不在以后，你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保证他们生活，衣食无虞。”兄弟姐妹四人跪在床前哭着答应了。办完了爸爸后事，他们共同商议，经多次探索，辗转努力，终于在1980年找到了我。一家骨肉，一别三十二年，音讯杳然，第一次通过在美国亲属联系上时，都是悲喜交集，彻夜难眠。大哥接到我第一封信时，把姐姐妹妹弟弟都邀到阳明山双亲墓前，把我的信烧化了，跪告二老：“积功一家平安！”

1991年我去台湾扫墓探亲，到双亲墓前，已是一抔黄土，双亲至死也不曾得到我消息。人天永隔，千唤不能回。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在双亲墓前泪如雨下，哭得天昏地暗。

英雄豪杰争夺天下，战火纷飞，是历史的必然，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苦的是老百姓。鲁迅先生说：“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远只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之间来回颠簸。”古人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认为可以这样改一下：“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灵数百年。”我更认为“血缘有神秘的力量，它超越了时与空，生和死。”说血浓于水，没有像我这样切身经历的人，是不会懂得这四个字是声声血泪的。

我所受的教育和思想的形成

我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幼年时未上小学，由家庭教师教古文，在小学四年级前读了《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要求“打通本”（即整本背诵），进入高小后每天下午下课后，要去高美玉校长（她是孤儿，由教会送美抚养并在美受教育）和她对话，学英文，初中我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这所中学特别注重英语，从初一起基本上双语教学，初二时的英语课本是《三民主义》（译者是Dr. Price，他后来是我们译员训练班的主任教官），初三的英文课本是《林肯传》。可以说，我从小浸润于孔孟之道中，对中山先生的思想，美国开国后的伟人林肯的抱负也有了粗浅的认识。抗战开始后，我随父母到了重庆，高中是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的（这是抗战时全国最好的一所中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岺先生亲自长年主持），这时日寇铁蹄已蹂躏了大半个中国，重庆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战火硝烟，满目疮痍，做为热血青年，我们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可能不考虑国家、民族、个人出路在哪里，这时候高中课程很重，如物理用德芙，化学用戴铭的原本，都是大学课本，但我们仍尽力参加社会活动，听名人讲演，我听过蒋介石、汪精卫、宋美龄、周恩来、郭沫若、马寅初等人的讲演，激昂感慨，令人热血沸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初夏，周恩来先生来南开中学看望因当时国共两党都说他偏袒对方而生气，托病要辞去旧政协主席的张伯岺先生（他是周总理的老师，总理在南开大学求学时的校长），我那时是高二学生，少不更事，我们几名学生会学生，胆敢闯到校长室，要求校长请周先生给我们做一次讲演。不曾想到，周恩来却欣然同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六十多年过去了，那时总理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从容，那气度，那谈论天下大势与祖国前途的恢宏胸襟，把我们千把名学生都镇住了。我对共产党第一个美好印象就从此开始。

我在贵州遵义浙大读外文系时，校长是竺可桢，他那爱生如子的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系主任梅光迪，以及郭秉和在浙大开过讲座的，钱穆、吴宓诸师，都是人文主义者，“学衡派”的大师，他们不信神仙上帝，不信君权神授，他们相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一切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在文化上，他们坚决反对废古，梅先生为我们大四时开的课就是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大英百科全书的主编，人文主义的泰斗，读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生平，对我们人格的形成，不可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政治”是跟费巩先生读的。他是一名费边学派的学者，相信进化与改良，他着重为我们讲解了孔孟之道，民贵君轻的思想，他爱学生，学生也爱他，但国民党特务容不了他，把他杀害了并毁尸灭迹，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解放前夕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也令我们进一步看清国民党当年倒行逆施的嘴脸。

我也热爱文学，从初中到大学，我也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名著，我爱冰心的慈母情怀，那晶莹澄澈如一泓碧水的散文；我爱徐志摩悠然自得如蓝天上飘浮的白云从容潇洒的诗句；爱沈从文乡土文学的地方风情，爱何其芳《画梦录》，萧乾《梦之谷》那执着到浓得化不开的美和爱……随了时代的变迁，战火的纷飞，看了社会上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我又转而更喜欢茅盾的《子夜》，鲁迅的杂文，特别是抗战时郭沫若的剧本，巴金的小说，他的文字并不很端庄典雅，但他那抨击封建社会澎湃的激情，却让我读他的著作时热血沸腾，泪下如雨。在高中到大学阶段，我也十分喜爱曹禺的剧本，我亲自参加了他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的排练与演出，虽然对他的某些话我不是很懂，例如：“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头，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也曾写信问过他，他没有答）但排演他的戏，我感到他的爱与恨那么执着深沉，台上演着，我们在后台往往噙着热泪。在沙坪坝，我特地赶到中央大学听郭老讲演，他公开抨击蒋介石，与宪兵三团团长当场对峙，得到台下上千名热血学生的支持。我去当译员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听到了闻一多先生义无反顾决心以死报国的讲演。在浙大我从秘密途径拿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一个通宵读完了它，我向往，我赞美“山那边呀好地方”，向往着那没有压迫、奴役、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六十多年过去了，但许多悲惨的往事，我闭眼就如在眼前，记得那是1938年5月3、4号，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重庆是座山城，自来水管一炸断，连救火的水源都没有，到了夜间满城一片火海，那时我在距城区二十多华里的南开高中读书。同学们家都在城里，晚自修谁也坐不住了，纷纷请求校长批准我们回城去家里看看。夜晚没任何交通工具了，我们一路哭着一口气跑回重庆城。那时我家住在小樑子，到家一看已是屋倒房摧，一片瓦砾，余火未熄，幸好家人无恙都到收容所了。至于家产，到那时谁还管这些？做为一名学生，我找到一把锄头，就一头冲到瓦砾堆中去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天快亮时，我一身汗土，两手鲜血，走到十八梯街口，隐隐听到孩子哭声，我爬上一座危楼，推开还烧着的房门。我看到一个胸口已被炸开的妇女，一地的血，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娃娃，看见了我失神地向我爬来。我一把抱起她踉跄着走下危楼，曙色微动，我看见两根电线柱子间挂着一块白布横幅，上面写着：“父告子，祖告孙，世世代代，勿忘斯仇。”我怀中的孩子抖颤着，我是泪下如雨。这孩子如果活着该快七十岁了，但愿她永远不会记得这些往事。

1946年抗战胜利了，我回到南京，这时内战又起，我目睹了接收大员从地下钻出来从天上掉下来，我看见一个个气宇轩昂、西装革履的要员，拥着珠光宝气的淑女走下锃亮的小轿车，谈笑风生地走进灯红酒绿、急管繁弦的舞榭歌楼，寒风凛冽时，我也看到路上冻饿死的“路倒”无人收尸和路旁被剥光树皮的大树，孤零零地迎风摇曳，我彷徨，我茫然……

当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炸弹呼啸而下时，我被硝烟呛得透不过气来，被气浪推得前仰后翻，当我在余火未熄屋倒房摧时，看到树梢上飘着被炸死之人的衣裳，树枝上挂着无辜被炸死的同胞的手、腿、肚肠时，那惊恐与愤怒是无法形容的，咱们的老百姓在勤劳的生活，休养生息，招谁惹谁了呢？凭什么惨绝人寰地弄死他们？八十年代后，我告诉学生：“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国心，是日本鬼子炸出来的。”他们不懂。是的，中日应该友好，但是“忘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要原谅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忘了几千万中国人惨遭杀害，白骨成山，血流成河，我做不到。

根据我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我读过的林林总总的书籍，我的信念逐步形成，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仍然选择留在大陆。在当时，如果去台，一百个我也走了。如果去美国，凭我的学历资历，磨炼几年，当一名教授，一名记者也不会是难事。但我看到了上海的白俄，如果一个人没有祖国，即使荣华富贵又有什么意思？我绝不做“白华”，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事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自问一身清楚，不曾参加反动党团，没做过国民党的官，投笔从戎当译员，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当然我也像阿Q一样荒唐幼稚，以为有一天，有人来喊一声：“阿Q，革命去！”我便“咸与维新”，成了革命党人了。

回顾六十多年同窗好友，我们当年左倾幼稚则有之，但我们有抱负，有理想，有热情，终其一生我们没有一个当民国的高官；没有一个利欲熏心经商发财；没有一个掩袖工谗，协肩媚笑，贪污盗窃，蝇营狗苟的。我们不曾辜负母校的培育，竺校长的期望，特别是那些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为了救国，提了脑袋干革命。

在1940~1950年之间，我也干过些事值得记下来，留点痕迹。

1940年我入当时在黔北遵义的浙大外文系学习，竺可桢先生是受全校师生爱戴的校长。1941年冬，我的大姨—浙大史地系三年级的学生王蕙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全校哗然。稍后查明，她被关押在重庆到北碚之间的五云山集中营，是军统干的。

当时，王蕙的父母都在沦陷区上海，我是她在重庆的唯一亲人。我理所当然应该去探视她，并设法营救她。1942年夏天放暑假时，我从遵义回到重庆家中，立即动身去看她。

我知道集中营是不许会客的，所以我特地请我的一位姨表哥王学仁（他在中统总部任会计科长），给我写一封介绍信。

当时重庆的交通情况是十分差的，长途公交车一律是木炭车。重庆到五云山，估计不过百把华里，一早出发，下午才能到。那时人多车少，我们形象地说，挤上了车，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脚。而木炭汽车是一种除喇叭不响外浑身都会响的交通工具。

五云山脚有一个小集镇叫兴隆场，十来户人家，一家客栈。客栈门口挂着灯笼，上面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胡乱咽了两口干粮，我就问路上山。山不高，估算着也就四五百级。赤日炎炎，林木密密，没有人家，没有行人，让人感到阴森森的，连鸟叫声也是怪怪的。到了山顶，有两层土城墙前后围着，门边有把守的士兵。第二层城墙后面有两间门卫的房子，其中一间门上钉着“会客室”的牌子。验明身份之后，我坐在会客室里。门卫进去报告。我看到院内树林中，隐约有几间房子，门口的把门士兵虎视眈眈。我坐在那里，根本不敢越雷池半步。不久，门卫出来，告诉我，所长去重庆开会了，会客必须所长批过。我等到天快黑了，都没见到人，只好怏怏下山去，回到兴隆场那家唯一的小客栈住下。

我那时年轻力壮，一倒上床，便能鼾声大起。但那小客栈里的蚊子、臭虫、跳蚤，能把人抬起来，加上那川耗子窜来跳去，这样的地方怎能合眼？

第二天黎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次上山去。一天的期盼又毫无结果，晚上又是一夜无眠，如是者三天。到了第三天黄昏，那位五十来岁，像块石头似的门卫终于开口了，他说，你是个学生，我老实告诉你，我来做门卫好几年了，这儿从来没有人会过客，你再等也是白等，等久了，于你不利，还是早点回去吧。我也估计到这种结果，因此我做了让步，说请你请示一下领导，同意我把带来的一些衣服、饼干、零用钱送进去，由王蕙本人签收，我就走。我的这一要求总算得到了满足，我才万般无奈地下了山。

过完暑假，我回到学校，从没和人谈起过这件事。重阳节将近，浙大篮球队有一场对外比赛。打完了球，我满身大汗，在球场稍事休息。这时，观众已逐渐散尽。我披上衣服，准备回宿舍。一抬头，看见校长的秘书诸葛祺先生正在球场边踱方步。我猛然意识到他可能是在等我，有话要对我说。于是我慢慢走过去，含笑对他说，诸葛秘书，今天也来看打球？他说，我在等你。你暑假里到哪去过了？我早料到了这一着，便坦然地回答说，我去五云山看我大姨王蕙去了，有什么不对吗？他严肃地说，你今后言行要多注意点，重庆来函了，叫学校查你。我当时笑着回答他，您放心，像我这样“吹拉弹唱，门门都干”的人，共产党不要的。他又说，你没见到王蕙，可我知道她在那里很好，你放心。他看我有怀疑的样子，便接着说，你没见到王蕙，暑假里，校长去看过她了。我真没想到这一点，就很直接地问了一句，我上山下山，跑了三天，精疲力竭，人影子也没见到，校长见到她了？他笑笑说，校长和布雷先生是同乡、好朋友，你不知道？我今天主要是通知你，今后言谈举止多检点些，不要给自己惹祸，这也是校长的意思。

我往回走，一路想了很多。竺校长是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国立大学校长。按规定，当时中央政府给他配备了一部小汽车，但是从1937年9月浙大从杭州西迁，途经6省，行程2600多公里，竺校长总是率领流亡师生步行，把小汽车留给有病痛必须乘车的师生坐。1940年到遵义后，但凡因公务去重庆或贵阳，校长也是挤长途木炭汽车。那时，重庆有小车的达官贵人也很少，校长是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去五云山也肯定是坐那拥挤不堪的木炭汽车的。不要说去五云山一路颠簸劳顿，就是兴隆场的小客栈，赤日之下上山下山，就够人受的了，何况当时竺校长已是“望六”高龄的人了，身体瘦弱，为了去看望一位在受难的学生，他把这一切都默默地、不为人知地做了。

那时我是外文系会主席，学生会理事，又和校长的长子竺津是谈得来的中学同学，所以经常也上校长家走走。有一天，我去校长家，没有客人，校长独自坐在一边看报。我就跑到他身边，说了声，校长，我要谢谢你。他没太在意地答了句，谢什么？我说，谢谢你暑假去看我的大姨王蕙。他把眼镜一摘，把报纸重重往桌上一放，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看他一脸严肃，就不敢响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和王蕙是亲戚，这我知道，我是她校长，你不知道？校长去看学生，要你谢什么？真是荒唐，胡闹！他见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便缓和了一下语气对我说，王蕙在那儿一切平安，你放心，我们会尽力设法营救她的。我已让诸葛秘书通知你，你要检点言行，不要鲁莽惹事。

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竺校长、王蕙都已去世，这些对话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竺校长就像爸爸刻骨铭心地爱儿女一样爱着自己的学生。他不畏艰难困苦、不惧危险去看望王蕙，把我的多谢看成是荒唐与多余，这种骨肉情深的爱，就像大海的浩瀚与无涯。几十年来我也为人师表，我自问也是爱我的学生的，可比起我的老校长来，我只有惭愧。

我在浙大读书四年，换了三种灯油：菜油、桐油、桕子油。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月，物价日涨，学校经费不足，桕子油也供应不上了，每月两斤的灯油费也被迫停发，晚上没有照明，如何自习？不自习，第二天如何上课？学生无奈只好罢课了。这时，竺校长出差在重庆，他打电报回来，说自己无能，搞不到钱，使学生膏油无继，无法读书，他对不起学生，要引咎辞职。这时全校极具权威的教授会发布了一个情深意长的文告，大意是浙大西迁跋涉五千多华里，历时三年余。日寇袭扰，路途艰险，师生团结奋进，弦歌未辍，而今同学夜读无灯，求学困难，情实堪悯，教授会愿将养家之实物粮贴捐出，换购灯油，以助同学继续刻苦攻读，勿坠报国之雄心壮志。就在全校外扰内困、人心惶惶之际，重庆却传来消息，政界要人朱某（做过中央教育部长），愿来执掌浙大，如能成功，他的许诺是每人每月两斤灯油，每桌午晚两餐保证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这时重庆《大公报》社论已提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浙大同学已经在吃盐水泡霉米饭了）。这时，学生会理事会紧急开会，群情激奋。会议认为：教授们已很清贫，仍在尽心竭力培育我们。如果捐出粮贴，有举家断炊之虞，教授们的这番好心我们领了，这粮贴我们决不能要。至于灯油问题，我们自己勤工俭学，比如到中小学代课等方法自己解决。四菜一汤我们不要了，盐水泡饭也无所谓，一句话：只要校长回来。六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这就是当年的浙大，浙大的师生情。

1942~1945年，我们一批对戏剧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在张君川教授倡导和指导下，得到系主任梅光迪先生支持和竺可桢校长同意后，在外文系组织了“戏剧班”（Drama club），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需要一个实践的园地，我们研究曹禺的创作思想，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及实践的体系，又公开排练与上演了从德文移植来的《寄生草》和用英语演出契诃夫的《蠢货》，以求针砭时弊。我们这群满腔热血，一身豪情的青年人，冬夜大雪纷飞时，围一盆炭火，谈古今典藉，天下大事，往往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而今回忆，我们三四十位当年同窗，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没有一个当官做老爷的，我们幼稚但不荒唐。

1944年，日寇西进攻占了独山，妄图切断我唯一的从印度到大后方的陆路供应补给线，这时我们感到偌大的中国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45年初春，国民党外事局来浙大招收翻译官，我记得录取了60名，不久后竺校长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当时课程很紧，派不出教授送这批人到重庆去（330公里，木炭汽车要走三天），他说想派我和一名职员带队去，问我愿不愿，敢不敢？我当时就说：“校长相信我，我就敢。”到了重庆，编入“译员训练班第三期”，共有学员三百余人，我是一班班长，五月初的一天，午后集合号响，我们列队步入礼堂才发现外事局长何浩若及全体教官都在礼堂，台上横幅上写了“入党宣誓大会”，行礼仪后，何浩若大放一通厥词，话音一落，台下有名学员大喊一声：“报告（我记得是浙大外文系同学何毓津或是史地系的胡金麟）。”他接着问：“入党是自愿还是强迫？”何浩若是美国西点军校出身，又当了许多美籍教官之面，他不得不说：“当然自愿。”提问人又逼一句：“那么，今天不入党，可不可以？”何也很机灵，他回答说：“今天把表发到各班长处，愿意入党的，可以去领取填写。”一场闹剧不了而了。就我记忆所及，浙大同学没一人领表申请入国民党，同年十月，我们浙大人都同意“遣散”，没有一个愿意再去“美军顾问团”帮美国佬参加打内战、做翻译官的。

1949年我去信力劝我在美留学的大舅王仁归来，我说：“美国不少你一个科研人员，祖国可稀罕你这样一名科学家！”他1951年回国，参与创建了洛阳轴承厂，是轴承专家，后来兼任洛阳市政协副主席，他解放后多次出国，虽说比不上一直旅居欧美同学富贵腾达，但兢兢业业为祖国做贡献，却不虚此生。

反右斗争与劳动教养

1957年初春，中共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次全省各地市县有关政协人员参加的学习，主要是学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学习后回来，我向县委书记范汝工（他兼政协主席）汇报，并说明省里领导同志希望各地方政协及早召开会议，大鸣大放，县委范汝工书记当即决定了召开县政协大会的时间及种种准备事项。

却不料，在这次运动中，我被打成了“右派”，后被送到劳动农场改造。

我在劳改农场每天劳动强度大，吃不饱，一度体重从一百五十多斤降到不足一百斤，1.84米的个子，成了皮包骨，患上了水肿，又得了哮喘，被送到农场医院。由于生命垂危，七十年代初，长途电话不通，医院给我爱人用电报发了三个病危通知，那时我爱人王定因为受我拖累，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三都梓里劳动。她接到我的病危通知后，赶到新安江向统战部请假，当时的部长王汇东问她带了多少钱，她说三十块，王汇东一算这点钱只够从新安江到长兴泗安的来回路费，就说：“如果你丈夫去世了，你拿什么钱葬他？”我妻子极老实，当时急哭了，只会回答说：“我实在没钱了。”王部长当时叫她别急，自己就去民政局为她批了三十元。80年代初，王调到政协，我们朝夕相处，我和他谈起这事，他笑着说：“是有过这事，你不说，我早忘了。”我回答他：“那时你给我老伴30块钱，比现在给我三千、三万都重，我终生难忘，那是救命钱啊！”

我老伴急急上路，在杭州转车到长兴泗安，这时已过了中午，她问了人，知道农场医院在西边，大约十五里，没有交通工具，她顾不上吃饭，买了几个馒头就匆匆赶路，走到时一问才知道错了。原来那是地方农场医院，而劳改农场的医院在泗安东面大约也有十五里。她掉头就走，赶回泗安，冬天天短，已是黄昏，她又顾不上吃饭，抓了几个冷馒头就走。路上别人告诉她，到七里亭就下公路走乡间机耕路，大约再有七八里，农场医院是在田野中，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几间茅草房，老妻走上机耕路时天已全黑了。她一个弱女子，又是近视眼，四顾茫茫，不知路在何方。这时她看见不远处有灯光，知道有人家，便深一脚浅一脚去叩开了门，男主人出来了，看见一名四十多岁，满身淋湿的，伶仃瘦弱的妇女，问明来意后，他说：“雨雪纷飞，天黑路不好走，你在我家住一夜，明天天亮再走。”我老伴说：“我丈夫不知死活，医院发来三个电报，我今夜爬也要爬去。”那主人被感动了，说：“深更半夜，你没法找到，只有我送你去。”他披上簑衣笠帽，点上火把，便陪我老伴上路了。

那夜正好是除夕，劳改农场各中队难得的加餐，病房里但凡能走动的病号都回中队去了，一间偌大的茅草房，只剩下我一个人，再就是一名傍晚时送来，路上已经咽了气，还来不及埋葬的死人。房子中央挂一盏马灯，在寒风中摇曳。我喘着粗气伏在床前一张小桌上，心中念道：“老伙计，我不知道你的名和姓，今天没别人，我为你守灵，也算是缘份。”哮喘不能卧倒，只有向前伏着，喘着粗气，不可能睡去，我这样子与死神挣扎，已经五天五夜了。

估计过了夜半，值夜班的医师走到我身边看看我问了句：“你还没有睡着？”我点点头，他又说：“告诉你，有人来看你了。”我一时怔着了，我猜可能是同一中队的哥儿们。今晚除夕打牙祭，把我的一份饭菜留下来，特地送来了，但又一想，不对，深更半夜，二三十里路，不会允许咱们这种人出门一步的。医师看见我怀疑，又说：“你的病刚有转机，千万不能激动，是你妻子来看你了。”老妻离我六七百里路，她又不知道我生病，怎会在这除夕深夜跑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在做梦？不一会门开了，在摇曳的马灯昏黄灯光下，老妻走过来了，她一把抱着我，身上透湿，也不知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是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啊！

第二天早上，我问老伴：“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她说：“我有思想准备，如果你死了，我把你骨头背回去，绝不让你在荒郊野外做孤魂野鬼。”

第三天早上，也是“戴罪之身”的她不得不走了，行前，我给她背了一段我喜爱的英文：

“No, mother never worried, or if she did, nobody ever knew it. Care fatigue, responsibility and long years of hard works and broken nights have left marks on her face, but her forehead, beneath a sweep of unfashionable hair was untroubled and smooth.”

今天，我译一下：“不，妈妈绝不烦恼，或者她有过，但也无人知晓，忧伤劳倦与长年忙碌的白天和残破的长夜，已经在她脸上留下印记，但她的前额，在一束不入时的刘海掩映下，却是光洁无痕。”

1978年，我终于盼来了“改正”，回到新安江重上讲台，21年噩梦醒来，已是黄昏，为抓住最后一缕夕阳，我抓紧工作，来不及叹息，每天傍晚，我和老伴散步在林荫道上，劫后余生，默默无言，我才感到惊涛骇浪后平静安详之可贵与甜蜜。

老伴去世十多年了，永别时我只会泣不成声地在心中对她说：“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一缕情缘将穿越时与空，生和死！

2010年4月，我去上海看病，临出院时与挚友（也是难友）王勉电话中告别，他说了句：“告诉你，你的夫人是我一生中所少见的大家闺秀，中国妇女比男人更懂得爱，爱得更执着深沉。”是的，老伴王定，终其一生，勤恳朴实，忠厚善良，敏于事而慎于言，连她的子女也常是不理解她，只有我知道她有颗金子般的心，爱得博大深沉，像莎翁所说“love is boundless as the sea”，“爱如大海的浩瀚无涯”，往事如烟，旧游如梦，只留下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