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1919）编纂的《建德县志》，在卷门“建筑”栏下载：“龙山书院：在兴仁门外，文昌阁前，宋知州范仲淹创建。久圮。”
民国志述是条，后人有传其误。例如1985年编的《梅城镇志》，在《文化篇》中说：“知州范仲淹首创龙山书院于兴仁门外。”2009年出版的《范仲淹足迹录》也说：“范仲淹任睦州知州后，在治所梅城乌龙山脚下创建睦州第一座书院——龙山书院。”
范仲淹在睦州任上有没有创建龙山书院呢？民国志这条记述，值得探讨。
一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卒谥文正，后人尊称范文正公。景祐元年（1034），因谏郭皇后事被贬守睦州。南宋的楼钥著有《范文正公年谱》一书，对他在睦州这段经历是这样叙述的：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岁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谢上表及出守睦州诗作：《赴桐庐淮上遇风》诗三首、《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在桐庐《与晏尚书书》。在郡有《潇洒桐庐郡》十绝、《新定感兴》五首、《游乌龙山寺》诗。建严先生祠堂，复其子孙回家而奉祠焉！又图唐处士方干像于堂之东壁。复六月，徙苏州。
上述这一段文字，就是范仲淹自正月谪守睦州（别称桐庐），到同一年六月离任这些日子的行为实录。
文正公在《与晏尚书书》中，向其恩师晏殊陈述出守睦州景况时曾说：“四月既望，至于桐。”范公春正月离京，由颍水、淮河南来，途中风波险阻，舟楫之行，以致于四月将近中旬方至睦州，而六月，却又转行苏州，在睦州的时间是很短的。正如学者方简庵在《严州史话》中所说：“景祐元年六月为闰月，范公在睦州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在这短短的九十天左右的日子里，辛勤为郡的范公，了解民情，抑豪扶弱，惠泽于民。一贯重视文化教育的他，在前任知州田锡迁建的府儒学基础上，添置校舍，构建讲堂、廓庑等设施，市府儒学形成规模，促进了睦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他曾谒七里泷严光垂钓处，思严子之风可传扬，而古祠都早已坍圮，乃令从事章岷赴泷中，于旧址上构建严光先生祠堂，免除四家严氏子孙的徭役，专事奉祠祭祀，同时草就流传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
作为记述人物经历、著述、事迹的年谱，连“图唐处士方干像于堂之东壁”都细慎提及，若范仲淹在睦州任上，国有创建龙山书院之举，岂会缺失这浓重的一笔？
再说，楼钥与文正公两人的生活年代，相隔并不很远，从这位《范文正公年谱》的著作者，上溯到景祐，只不过百余年的岁月，而他又是进士出身，官至参知政事，论文章更是南宋三大家之一。因此说，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只记建严先生祠，不熟创龙山书院，那是有差可达，无院可记，不是遗物，当是史实，是可以取信的。
图为范仲淹像
二
龙山书院之名，也未见于宋代严州方志。
存世的严州地方志，最早的是《严州图经》和《景定严州续志》（也称《景定严州新定续志》）二种。《严州图经》修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是束之修，其时距范仲淹守睦州的景祐元年（1034）仅一百零五年。百年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可谓是转瞬之间，是相当近的，修志者对严（睦）州这块地方，在这段时间内的人事活动及印迹的搜集，应该是比较容易且翔实可靠。但是，《严州图经》中只设“学校”一栏，而无“书院”栏目之辟。在“学校”栏下，记述知州田锡即孔庙建府儒学之后，继述“景祐中（注：中应作出），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宇、斋、庑”，并没有创建书院的记载。“图经”的“贤牧”栏中，对范仲淹是这样表述的：“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景祐中（注：中应作出）以右司谏祕书阁校理智睦州。大兴学校，建严子陵祠于钓台，复其为后者四家。”这里也只说建严子陵祠，没有提到创建龙山书院。
书院，这个名词在严州如见于《景定严州续志》，“续志”是南宋严州教授郑瑶、学录方仁荣共同编撰的，成书迟《严州图经》一百二十五年。《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栏第三目即是钓台书院。述云：
钓台距城五十里，范文正公始创祠宇。绍定戊子，知州陆子遹始创书院。淳祐辛丑，知州王佖始延堂长，训严氏子孙，月季所廪给之。又十一年辛亥，知州赵汝历凿石累土，以广其地，益以栋宇，为门三间，榜曰钓台书院……于是论钓之地，有弦诵声矣。明年，知州季镛闻于朝，以州学教授兼山长，循故实，以四仲月守致词，遣山长率职事致祭，守亦时往。书院之制，盖略备矣！
志书上这段记述，使我们知道，钓台书院自知州陆子遹于绍定戊子（1228），将范文正公所建的严先生祠堂辟为书院起，前后历经四任知州二十五年的努力，方“略备”书院之制，可见创院办学之艰，《景定严州续志》乃详记之。如果范文正公确实创建过龙山书院，“续志”焉能独载南宋的钓台书院，而不记北宋的龙山书院？且“续志”即为续《严州图经》而作，宗旨是继前志，嗣前书，拾其遗，补其缺。设若旧有龙山书院被“图经”漏载，“续志”必然不在钓台书院之前，怎会舛误如此！那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是：宋代并没有龙山书院。所以，民国《建德县志》“宋知州范仲淹创建”一说，在没有发现新的佐证前，是不能成立的。
三
明景泰四年（1453），严州知府刘纲，于府城小西门外宋代的竹阁旧址上，建了一座“思范亭”，请胡拱辰撰记。胡拱辰，严州淳安人，明正统己未（1439）进士，历任黟县知县、监察御史、广西布政使、四川布政使、南京兵部侍郎等职，以南京工部尚书致仕。其人字民有政绩，御边有功绩，致使回乡守晚节，颇受朝野起重。他在所撰的《思范亭记》中说：“城社，范所治也；堂宇，范所蒞也。则皆所思之地也，何独斯亭名范耶？是必有其故意。谨按：斯亭旧名竹阁……范公自右司谏来守是邦，日喜登焉，后人乃更名‘思范’。”
思范亭，亦即去思亭，这类亭、碑建筑，是为业已离任的有德政的州、县等长官构建的，是追思、是怀念。范文正公忠于国，勤于政，抚于民，至于学，先忧后乐，高风亮节，守睦三月，人思不已。因建思范之亭而撰的《思范亭记》，必记其可为人思的业绩，岂能所蒞之堂宇，所登之竹阁皆收入记中，而为诲人养士、正风教化而在睦州始创的龙山书院，独不着一字耶？从《思范亭记》所述来看，文正公当年知睦州时，确实未曾创建龙山书院。
四
龙山书院之名，最早见于明代府志。
成书于明万历六年（1578），由严州知府杨守仁主修，淳安人徐楚编纂的《万历·严州府志》，其卷三“书院”栏首条有如下记述：“龙山书院：在拱辰门外乌龙山麓，今折毁。”又，卷二《艺文志》中，载有《龙山书院记》一篇，是记乃《万历·严州府志》的编纂者徐楚所撰。
徐楚，字世望，淳安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工部郎中、辰州知府、广西副使等，任山东兵备道副使时，跋涉周边，绘呈《塞垣图》及《备边六策》，朝臣交口相赞，皆云林乃文武全才，宜家重镇，但由于秉性刚正，与当朝宰相相抗礼，以故得不到重用，该补云南屯田副使。徐楚赴任边陲，重视民生，抑制豪族，将黔国公沐琮家族强占的民田，悉数收回，发还黎庶，深受边民拥载。不久退居回归乡里。
万历初，陈文焕任严州知府，上任后“结网宽征，果农谕俗”，处处为庶民着想，徐楚与之心性相投，一见如故，陈知府也将三位公子拜在徐门受业。陈文焕十分重视兴学办教育，为了培植严州六县英才，遂在府城北门外龙山之麓，创建了龙山书院，为书院聘请名师，供给院中诸生粮食，他自己也按时到书院讲学，批阅试卷，励志劝进。诸生在泮宫交友会文，互学互补，学业上大步长进，思想情操、道德品质都获得很大提高。三年任满，陈知府升任淮扬兵备道副使，离别严州。吏民伏辕难留，乃推举张宗、马希曾跋涉三百里，到淳安蜀阜山中，恳请徐楚为龙山书院传记，刻碑立石，以证去思。
淳安人历来崇文好学，进士出身的徐楚，对仿白鹿故事，兴学办院的严州知府陈文焕，可谓倾盖如故，相知相得。军人请之为龙山书院作记，使他想起在睦州大兴学校的宋知州范仲淹及其“先忧后乐”的操守，于是在《龙山书院记》的最后，写了一段高度赞扬陈知府的话：“公民文焕，字汝昭，号静庵，由进士起家，李官中外，直升雅望，方以天下为己任，人以是比之文正范公云。”
《万历·严州府志》卷三“书院”栏中所记及卷二《艺文志》中徐楚的《龙山书院记》，把严州的龙山书院创建的始末，已倾述清楚，没有疑义，是可信的史料。
五
综上所述可知：
1、宋景祐初知睦州的范仲淹，没有创建龙山书院；
2、龙山书院是在明万历初，知严州府的陈文焕始创的；
3、龙山书院始创的地址，是府城拱辰门，亦即北门外的龙山之麓。“民国志”所说的“兴仁门外，文昌阁前”，那是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任建德知县的项一经，复建龙山书院的地址。
作者：罗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