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在租界内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打死工人顾正红，冲突中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全国各大都市学生闻讯，先后举行罢课，进行反帝示威游行，一时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消息很快传到位于浙西的偏僻山城严州，省立九中的师生顿时热血沸腾，在我地下党的支持和全国学联、省学生会的帮助下，迅速成立了九中学生自治会。学生们心底逐渐唤醒了反帝反封建的斗志，一腔热血融入到了学生运动中。
8月，诸暨人寿家骏走马上任，担任九中的第14任校长。寿校长的治学方针，历来是主张对学生应严格管理，以免“误入歧途”。在与其持相似观点的教师方祖泽眼中，学生们年轻幼稚，根柢未固，更需从严督促。寿校长鉴于方祖泽在校任教有年，熟悉学校情形，乃委以中学部主任一职，嘱其大力整顿学风，免受外界学潮之影响。然而，受五四运动新思想及全国学生运动澎湃激情所鼓舞的九中学生，其步伐又岂是一人之力所能阻挡的了的？
方祖泽先生，字润民，淳安人，1916年毕业于省立九中旧制中学科，1922年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后，回母校任英语教员，1925年任中学部主任。在寿家骏校长的支持下，方主任对学生采用一系列铁腕手段进行管理，包括禁止学生参与外界一切政治活动，不得随意外出，向学生灌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理念。寿校长更是下令校方随时检查学生私人信件，高压政策使得学生心生怨言，不满情绪似一股潜流在学生心中渐渐地蔓延开来。
时间匆匆来到了11月中旬。一件看似偶然的小事情，却成了九中学潮大爆发的导火索。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当时中学部二年级一位名叫宋铭兴的义乌籍学生在开学两个月之后才到校上课，按《中学校令试行规则》，旷课超过学期时间三分之一者，照章应予停止升级，宋同学于是自行提出再复读一年级，教务处批准给予通融允可，因此做留级论处；此时又有一名叫唐景崧的学生，因病在家旷课即将超过学期时间的三分之一，学校去函警告，唐同学遂来校上课，学校仍予以升级处理。这原本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偏巧这位唐同学与方主任是淳安老乡，平日里被禁锢和管教甚严的学生们便以处置不公、庇护同乡为由举行罢课，纷纷涌入主任办公室责问方祖泽主任。方主任向学生解释，以宋、唐二同学情况不同，此乃照章办事，至于处置是否适当，等寿校长从杭州公干回来后再行定夺。但学生依然群情激愤，一时难以平息，当日双方不欢而散。
第二天，寿校长闻讯赶回学校，学生们强烈要求校方解聘方主任，方主任也自行向学校提出辞呈，但寿校长对方主任的辞职不允，并再三好言安慰，予以挽留。然而方主任自忖难顶众学生压力，当晚不告而别，独自悄悄离校避往杭城的西湖新旅社寓居。寿校长闻知后恼恨不已，第二天一早即率部分教师召集学生到操场进行严厉训斥，并强令学生复课。学生们挨斥，激愤情绪顿时爆发出来。众人将寿校长及几位教师从学校边门强行赶了出来，同时封锁了全校各个校门，并砸坏了一些器具，矛盾变得益发激化，自此罢课行动也逐渐升级。
寿校长当即向县警察所报警，在警察所所长厉振宗陪同下于16日再次来到学校与学生对话，但被学生拒之门外。寿校长无奈，当日只得电呈教育厅，请示解决办法。教育厅闻报，即刻派出第二科科长戴应观前往严州查办此事。
《新闻报》报道九中学潮事
18日清晨，戴应观科长与县知事黄辰、警察所所长厉振宗、检察长秦又禄及寿校长等人，在众多警察的保护下来到学校与学生再次对话。然而，警察荷枪实弹的戒备架势，官长盛气凌人的训斥态度，令学生们极为反感，双方言语不合，于是又拳脚相加，动起手来。学生们在同学方寿庆的指挥下，手持棍棒与警察展开混战，场面顿时变得极其混乱不堪，现场一片狼藉。学生方自然有人受伤，而另一方也没讨到便宜，警察所所长、检察长均于混战中先后被殴负伤，戴科长与黄知事也险遭学生拘禁，之后才被释放。寿校长倒是机灵，趁混乱之际，独自狼狈地从后门逃了出来。省长夏超闻报此事大怒，即刻电令黄知事与寿校长，务必督同警察所所长一道，将为首滋事之人拿送法庭究办，并将办理情形具复省政府。
在军警武力的压制下，延至22日晚学生终于自行散去，风潮就此宣告平息。戴科长也回省教育厅复命，并将九中校方会议决议程达省厅：（1）赵秉松等为首滋事之人共15人，一律依法办理；（2）平时品行不良者共30人，该行开除学籍；（3）其余参与闹事学生，在具结悔过书后仍允许上课，定于十二月三日照常开学，如超过一星期不到者即行开除。
省政府接省教育厅呈报后，夏超省长在呈文上批示：着将各开除学生名字告知全省各中等学校，各中等学校不得随意录取这批学生就读；统计本次学生损毁物件的价格，令肇事学生家长悉数赔偿。同时要求九中校方平日里须“注重训练，切实整顿，用端教化而挽颓风”。
建德法庭虽然马上下令拘传15名为首之人，然众人早已逃避得无影无踪，直到第二年的1月中旬，依然无法拘传到名单上的人，法庭不得不发文请求各学生原籍的县知事一体协助拘拿。
由于省内已无法继续就读，被开除离校的学生于1926年春季大多数来到上海求学，并在4月中旬成立“九中离校同志会”，假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建国学校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约三十余人，大家一致推举方寿庆为主席。会议讨论了以下应行事项：（1）致电现在九中的同学，尽速恢复该校学生会；（2）电机九中校长寿家骏检查学生函件事；（3）调查去年同时离校同学近况。
报刊登载九中学潮平息后之省政府令
九中学生的“驱方”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已经在学生的心中开始发芽成长。受学生风潮的熏陶，以及唐公宪、竹均之等共产党员的引领下，严汝清、童祖恺等九中学生不久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建德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诚如九中师范部教员、共产党员张石樵先生在1926年迎接北伐军进抵建德时所说的那样：“热血唱着壮美之歌前进，冲破了资本的狱门，塌陷了封建的生锈的铁阈，我们将进入自由之宫”。
是的，自由之宫的大门终将打开，这或许就是九中学潮积极意义之所在。
（作者：周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