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频(815？一876)，字德新，唐大中八年（854）进士。历任校书郎、南陵主簿、武功令、侍御史、都官员外郎等职，后出为建州刺史，有《梨岳集》存世。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李频的生平记载史志又过于简略，再加上现代人有不少受攀附之风的影响，因而导致对于李频的故里所在，出现了一些细节谬误。笔者就此提出拙见，以供读者商榷。
据笔者考证，关于李频故里所在现存两种争议：一为县域之争，一为村域之争。
李频像
一、关于县域争议之考辨
县域争议主要为建德与淳安之争议。《新唐书》卷二百三《李频传》云:“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人。”《唐才子传》卷七载:“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人。”以上史料指向皆统一无误，李频为睦州寿昌人。那何以冒出淳安之说呢？源点有二:
一是对“新定”一词的误读。《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李频集一卷”下载:“新定李频德新”。遂安县(现淳安)前身为新定县，东汉建安十三年(208)置新定县为新都郡，使新定县影响力更为彰显。后新定或雉山、或新安、或青溪，废废置置，直到天宝元年（742）前新定都在现淳安县境内，再加上睦州治所前期又在淳安县內，导致某些学者认为李频为淳安人的结论。而实际上睦州治所已于神功元年(697)移至建德梅城，并曾在天宝元年(742)更名为新定郡，乾元元年（758）又复为睦州。《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新定李频德新”中的“新定”,实为睦州之别称。李频《送友人喻坦之归睦州》（一作送人归新定）可以证实。
二是源自对李频《自黔中归新安》一诗中“新安”的误读。淳安县在隋仁寿三年（603）前皆属新安郡管理(其中郡名或新都或歙州，多有改动，治所或淳安或安徽，也多有变迁)，遂安县曾冠以新安县的时间也很久长。据此某些学者误以为李频为淳安人，殊不知寿昌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曾隶属于新安郡及新安县。也有学者以为标题“新安”为笔误，应该是“新定”。其实皆误解也。据《寿昌县志》记载:寿昌县于梁普通二年（521），从吴郡剥离，划入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寿昌县被撤销，与遂安县、始新县三县合并，更名为新安县，划入婺州(金华)。至此寿昌县湮灭，成为新安县了。直到一百年后的唐永昌元年（689）析新安县再置寿昌县，移睦州。由此可见李频诗中的“新安”，实为寿昌之旧称也，就像我们现在称梅城仍然叫严州一样。且李频诗作中有沿用旧称的习惯，如:《送侯郎中任新定》。其实公元758年就由新定改回睦州了，但他在诗中仍然用“新定”的旧称称睦州。李频诗中不仅对地名，对官职也有很多沿用旧称的。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据此，李频为建德人应确切无疑。
二、关于村域争议之考辨
村域争议主要为长林口与石门堂(现为龙桥村)之争议。那么李频到底是长林村人还是石门堂人呢？笔者试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史料记载看，可以确证李频为长林人。
第一，《浙江通志.嘉靖寿昌志》载:“李频宅在县西永平乡八都。”《乾隆寿昌县志》载:“李频，八都长汀源人。”《民国寿昌县志》载:“唐刺史李频宅在县西永平乡(今永平区)八都。”《古诗集•（唐）李频全集•李频简介》记：“李频（生卒年不详），字德新，……唐寿昌长林西山人，唐代后期诗人。”以上为明、清、民国不同时期的记录，时间跨度虽大，但关于李频居地的记载却很一致，也很详细。永平乡八都在哪里呢？《寿昌县志》亦有明确记录。永平乡八都一图:长林口、大坑源、三溪等十八个村；八都二图:下马桥、乌石桥、禹甸等二十七个村，治所在长林。而石门堂行政区划却在四灵乡九都一图，《寿昌县志》亦有载。九都一图:北坑源，石明(门)堂等二十一个村；九都二图:李家、潘村等二十三个村，治所在富峰。以上史料记录清晰表明：李频故里在永平乡八都，长林区划就在八都，而石门堂属于四灵乡九都，答案显而易见。
第二，据《严州府志》第七册第531页载:大德乙亥年(1299)，长林邵氏宗人大椿曾会同李频裔孙邦材等重新整理刊印《梨岳集》。(李频)里人邵文龙为该集出刊写有跋文，题为《李王诗跋》。跋文中之大椿，即邵大椿，字肖翁，长林村人。宋景定五年甲子科经魁，曾任寿昌县、龙游县教谕。邵文龙，字君泽，长林村人，婺州兰溪判官，与邵大椿同村同宗，故文中称大椿为“宗人”。而“里人”二字是对李频而言的，意在表达他与李频为同村人之意。“里人”为同里之人，即所谓同乡之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里”的范围小于乡。古代一般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里”有点近似于现在的村。古人落款时，很是讲究，同村具为“里人”，同乡具为“乡人”，同县具为“邑人”或“郡人”。邵文龙落款时特具“里人”二字，意在间接地表达出其与李频皆为长林村人也。
其次，从历史遗迹看，可以印证李频为长林人。
《乾隆寿昌县志》载:“李频，八都长汀源人。”“八都”为现长林，上文已述。那么“长汀源”指现在哪里呢？现为原长林粮站及前山脚一带。现在讲南丰话的称那一带仍然叫“长汀源”，而讲寿昌话的却演变成“长河源”了。据《建德县地名志》载：“李村，宋太宗雍熙三年（986），李琏由永平乡长汀源，徙居此处，称李村。”文中“永平乡长汀源”即指此地。
《新唐书》载:“(李频)少秀悟，逮长，庐西山。”意思是说：（李频）年少时秀美聪慧，等到长大的时候，在西山构筑简易房屋，用于静心读书。那么“西山”又指哪座山呢？根据本地语音，结合长林村的变迁推测，当为现在的前山。因在本地方言中，“前山”与“西山”发音完全相同，都读“xísǎ”（洗洒）。其实即使是长林人，也仅知道该山的读音，汉字符号到底是“前山”还是“西山”也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北宋前，该山肯定不会叫“前山”。因为北宋前，长林村坊坐落在前山脚下（即长汀源），而从方位来说，现在的前山反而为后山了。据长林《邵氏宗谱》载：现在的村落布局是南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该地为河流与田地。也许正是由于后来村落布局与原先的相反，加之“前山”与“西山”本地读音完全相同，后人依据后来的村落朝向，逐渐将原来的“西山”无形之中理解为“前山”了。而实际上，“前山”本来真实的名称应为“西山”。因此史料将李频标注为“寿昌长林西山人”，可谓十分详细与精确了。
无独有偶，《寿昌县志》（《严州文献集成》第七册第235页）也记录了长林邵氏先祖朝品公（清顺治年间举人，公元1654年任河南渑池县令）为了备考，搬到前山女蝠洞读书的事迹。他为何要搬到前山女蝠洞“读书其中”呢？一是山里清幽寂静，没人打扰。二是效仿当地先贤李频“庐西山”之举，鞭策激励自己，以期功成名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李频“庐西山”之举对当地后世文人的深刻影响。
再次，从历史文化传承看，可以佐证李频为长林人。
文革前长林村每年都会举办“三月三”庙会，每逢庙会就会从经堂（现为永祐庵）抬出“李老将军”(可能是李老真君的口误)行像，出巡大街小巷。至于该行像是否为李频神像现在倒是很难界定，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在当地仍至更大范围，有历史影响，又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唯李频一人而已。且李频殁后，建州人“为立庙梨山，岁祠之。”据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三十三方域志建宁府建安县记载:“……六月六日，为频诞日，亦诸祭之。”宋绍兴中，(李频被)封“灵显忠惠公”，后加“灵佑善应王”，再加“广济王”，又加“福佑威济信顺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载在祀典”。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在唐代以及后世，李频都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纪念。长林作为李频的诞生地，每年庙会予以纪念，应在情理之中。
由此，李频为长林村人，不仅有详实的史料确证，也有历史遗迹标记的印证，当地更有纪念李频的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佐证。因而李频为长林村人，应毫无疑义。既然如此，那么又何来“石门堂之说”呢？
“石门堂之说”，主要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且仅限于建德市范围内。从当年当地李频资料的汇编以及李频墓卜地新建等事项看，有人为操弄的嫌疑。当然“石门堂之说”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只不过扩大化了。“石门堂之说”，主要源于道光元年（1821）九月岁贡邵铭勋(八都石鼓人)题写的《捐修碑记》，碑记中有“以故旧李都官祠，逮世远年湮，日就倾圮。……去岁暮春，同社诸人欲广其基，大其庙，靡不欣然乐从，捐输踊跃，……不需时而庙貌更新，岿然在望。名其庙曰‘梨山古庙’，盖亦仿建之梨山而名之也。”碑文中叙述了当地百姓捐款重修李都官祠的情况，也交代了更名“梨山古庙”的缘由。同时与《寿昌县志》记载的:“李都官祠，在县西魏驮山”相吻合。但碑文中并没有记录该庙的具体位置，既然该碑在石门堂出土，当可证李频与石门堂还是有点渊源的，不过这仅仅只能证明该地建有李频神庙而已，不能由此断言为该地之人，就如同关帝庙到处都有，而关公出生之地仅限一处一样。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得出如下结论:李频为寿昌长林（现李家镇长林村）人。石门堂历史上曾建有李频庙，而淳安之说纯为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