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民国时期建德县政真实状况到底如何吗？不妨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民国二十年（1931）9月，中央政治学校通过浙江省政府派了三个年轻人，来到地处山区的建德县政府从事短期实习。他们非常珍惜这短短的实习时间，每天到城里和乡下四处溜达，查看民情，访问百姓住户，收集各种相关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为今后自己的从政道路做好准备。
民国二十一年（1932）1月，三人在建德县政府实习已四月有余，尽管建德县政府以保密为由实行封锁，许多的文件资料并不肯提供给他们阅览，但三人依然利用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完成了《建德县政考察总报告》（以下简称《总报告》）。整个报告洋洋洒洒，篇幅长达七百多页之巨，内容涉及社会、政治、治安、建设、财政、教育、卫生、造林、商业等诸多领域，其中又以教育、财政的篇幅为最，针对当时的建德县政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反映，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对县政利弊的看法以及改进的措施。
这里得先交代一下民国建德县政府的机构组成。当时的建德县为浙江省二等县，下设第一科、第二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各科有科长、科员、事务员及书记员组成，而各局下面则设有二至三个课室不等，县政府就设在原清代严州府衙旧址内。
三位作者对时任建德县长陈政的执政能力是如何评价的呢？
县长陈政(1894-1978)，字仲瑜，浙江绍兴人，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青年时期积极参与李大钊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活动，1920年于大学二年级时经邓康、孟寿椿、李大钊、苏甲荣、刘仁静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文科”，担任过《少年中国》编图片辑，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如高君宇、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等都有过交集；五四运动时参与领导小组的宣传工作；与蔡元培、顾孟馀、鲁迅、梁漱溟过从甚密；曾任浙江医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秘书，1931年7月至1932年4月任建德县长，后历任国民政府铁道部主任秘书和秘书长、招商局秘书长等职。
应该说，学生时期的陈政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加之文采横溢，是个难得的人才。然而进入官场后，却又显得碌碌无为，缺乏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总报告》中对陈政县长的执政能力就提出了严重质疑，认为其做事过于胆小谨慎，无领袖之才，例举其即使作为平时县里的会议主持人，也不能很好把控会议的进程和气氛，会议时时处于沉闷的尴尬境地，嘲讽其“与其干县长无宁任一大学教授，尤以任一秘书之职则更较相宜”。陈县长本身为人忠实俭朴，平日也无贪污受贿等违法劣行，故报告编者也评价其“论其学识则充当县长尚有余，较诸贪污、阳奉阴违之官吏更胜百倍犹过之，诚少见之县长也。”但因其行政不作为也导致了整个县政的运作墨守成规，政府办事人员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本职工作更是毫无新的建树可言。县府办事人员的坐班制度本应是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然而，早上9点人员才陆陆续续到位，11点钟声刚过，整个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到了下午2点，工作人员才姗姗来迟，5点不到，又全不见了人影，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不满5个小时，可想而知工作敷衍，办事效率之低下了。由于陈县长平素对下属管束不严，用人失察，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陈礼说（绍兴人）私下将自己的弟弟陈礼耕招进县府第二科任科员，陈礼耕乘县政府清理旧公债之际，竟然将千元公债款席卷而逃，建德财政由此遭受很大的损失。此事弄得陈县长愁眉不展，陈秘书也是心神不宁，为避免上司追究，最后由县长和秘书私下赔付了事，俩人闹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县长后来一直长期担任秘书长之类的工作，几位年轻人于《总报告》中的断言虽是嘲讽之语，倒也颇有些先见之明，恰恰反映了陈政担任县长一职在性格上的缺陷之处。
陈政照片来源：陈满意著《集美学村的先生们》2018年
县府档案保管、撰拟文稿等工作，《总报告》提及系由一老年科员沈子明负责。由于采用落后的旧法管理，沈老爷子虽每日里不离档案室整理各种档案，算得上是县府内少有的兢兢业业工作人员，但档案的管理依然是混乱不堪，在需要调阅档案时，却常常费时良久而找不到案卷，而且时有案卷遗失的情况发生。
县公安局的警察种种所作所为则令人极为不齿。《总报告》对警察们吞没公款、中饱私囊予以了严厉的抨击，指出警察在捉赌时将赌徒衣袋内钱款没收后据为己有，局长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平日里敲诈勒索，仗势欺人，向贩毒者索取保护费而庇护之；更有甚者，每逢下乡公干，则向民众索取诸如草鞋费、酬劳费等各种名目的摊派费用数元至数十元不等。警纪败坏如斯，百姓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按规定，县公安局长应由县长从考试合格者中遴选委任，报省府核准备案，然而实际上却是由省府直接委派，因而导致公安局长根本不听县长指挥，甚至闹出与县长争吵互殴的笑话来。
笔者翻阅民国二十年（1931）8月29日出版的《浙江省政府公报》，上面就登载有省府对建德商铺老板郑云山控告建德县公安局长杨永熙（字和卿，江西清江人）敲诈勒捐、纵警殃民的批文。毕业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的杨永熙于1930年的10月份才刚刚到任，估计郑云山对杨永熙的控告时间应该在1931年的7月份以前，因为不排除登载公文的《浙江省政府公报》出版时间的滞后。笔者在当年《浙江民政月刊》第四十五期(1931年8月20日出版)上，查阅到登载的 “各县公安局长及分局长去职一览表（二十年七月份）”中，建德县公安局长由同为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的孟宪麟继任，名声已臭的杨永熙在建德县任职不到一年，省民政厅仅仅是以“对调”的形式了事，于7月21日易地任职，去往他县继续“祸害一方”去了。
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第三期的寿昌人叶润华(1939年牺牲在富阳东洲抗日战场)，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建德与寿昌》的文章（《警光》 1933年第1卷第9期），对建德警政弊端的披露也验证了《总报告》所反映问题的严重性。文中提到，县公安局长周杰上任不到二个月，其来局任事的同乡亲友上至科长，下至巡官、事务员、科员达五六十人之多，但职位尚不敷安插，不得不将三人合二职，或者二人合一职。当时交税营业的公娼已禁绝，但南门一带尚有私娼，警察每月就到私娼窝转一转，罚洋数元以作变相之捐税，生意好时多罚，生意差时少罚，罚款尽数落入警察囊中。在公安局内部，上司欺凌虐待下级也是常事，当时有警士四棚，每棚设一警长。三棚一等警刘继向毕业于警官学校第五期，由于平日与局长亲信、时任二棚警长的洪茂生有矛盾，被洪茂生在公安局门口随意殴打，并假借局长命令将其关入禁闭室，直至逼其辞职他往了事。从叶润华的文章里，也可看出在《总报告》完成后的几年里，建德县的警察依然是骄横跋扈，恶习不改，不见有半分的收敛。
建德城内的卫生状况真的是一塌糊涂 ，一直受人诟病。县卫生委员会成立已逾一年，县长亲自挂帅任该委员会主席，相关会议也开了十几次，然而都是纸上谈兵，不曾采取具体的改进行动。比如，会议决议要改良厕所，但许多弄堂小巷内的厕所依然是污水、粪便横流，臭气熏天也无人清理，行人路过几乎难以下脚；会议决议要求禁止民众在东湖和西湖中洗涤便桶及倾倒秽物，但湖周的居民依然是我行我素，卫生状况不见有丝毫改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县卫生委员会机构就设置于县府大门内，但县府由中门至大门的走道两边同样也是粪便、垃圾成堆，人员每日进出居然熟视无睹，甚至在当年9月20日于县府召开全县行政会议时也未加整治，会议代表们参会路过时无不掩鼻而过，本应庄严的县府弄得是臭名远扬。由此可见人浮于事，衙门官僚作风盛行，连“自扫门前雪”都做不到，更遑论“他人瓦上霜”了。
《总报告》在其中的教育篇里对不法商人的行径也有一些揭露，特别提到城内西门大街柳树巷口从事典当行业的一屋主，一日见自己当铺内典入一件造型精美的银器，顿起不良之心，欲占为己有，乘夜放火烧毁自家部分房屋，然后谎称银器已被烧毁，暗中却将银器私下出售。监守自盗的案情败露后，官府将其典当铺房屋充公，不久拨作县立第一小学校址，当铺老板弄了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叫苦不迭，这也是其行为不法，咎由自取罢了。
当然，建德的县政也并非一无是处，《总报告》对建德县政的一些得力之处也还是花了不少笔墨予以充分肯定的。例举一二如下：
例一：绿化造林。建德县利用乌龙山等周边大小山岭大力植树造林，所种树木经年成材，惠及地方财政。在宝华洲县立苗圃内栽种十亩树苗；建造中山纪念林：计建有建昌山十亩栽赤松7万余株，思范亭山十六亩栽赤松等8万余株，秀亭山十亩栽赤松等6万余株；林业公会自筹资金造林八十余处；县府特设治虫委员会专职治理虫害。
例二：兴修水利。建筑严东关江堤84丈；建设里黄村水堰用于农田灌溉；建设水文观测站和雨量站。
例三：城内九德堂药店生产的五加皮酒质好量多，价格又公道，颇受附近县乡顾客欢迎；
例四：县绅包汝济热心地方教育事业，行捐款助学之善举，虽于民国十年（1921）十月因病去世，但依然受到众人的赞誉和尊敬。
出于当时的形势和个人的认知局限，《总报告》对建德县县政的褒贬虽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依然不失为较真实反映民国时期建德县政的一篇史料。
这三位作者是谁呢？他们是郝遇林、李品粹、钟家洲。《总报告》的执笔分工为：第一篇（建德县概况），章节包括史地、社会、政治章节，以及第二篇（建德县政）的民治章节由郝遇林编写；第二篇（建德县政）的建设、教育章节由李品粹编写；第二篇（建德县政）的财政、公安章节由钟家洲编写。
笔者经过细致的搜寻，找到了这三人后来人生的大致轨迹：
郝遇林，字奔潮，1908年生，河北省磁县人。1932年6月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普通行政组）第一期。后任宁夏化平县县长、海原县县长、甘肃靖远县县长、驻天津监委、天津市参议会秘书长、冀热察监委行署监委等职，1949年赴台后任中央监察委副检察长，一生著书立说甚多。
李品粹，1907年生，云南嵩明人。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普通行政组）第一期毕业。曾任福建省松溪县县长，1941年任云南省富宁县县长。1947年富宁县国民党内部发生内讧事件，李品粹夫妇遭县党部书记陈梦林雇人谋杀于县城东郊。
钟家洲，字化五，1904年生，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普通行政组）第一期毕业。抗战时期任浙江省海盐县县长、县抗敌自卫大队司令、县国民兵团团长，后任浙江省政府社会处主任秘书、特派专员等职。
《总报告》完稿上交以后，中央政治学校经济学教授赵兰坪（浙江嘉善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对三人编写的章节分别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和考量，对内容翔实，所提建议切实可行的深表赞许，对内容过于浮夸、建议也空泛平淡近似幻想的则提出了批评。郝遇林和李品粹的文章成绩被评定为乙下，钟家洲的文章成绩则被评定为丙下。成绩虽算不得太好，但不管怎样，作为三个年轻人的实习期满的“考卷”，整个报告还是比较认真和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建德的县政状况，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民国时期县政的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