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市政协新近出版《建德民国史料六种》一书，其中有二种史料，系胡冠臣所著。苦于相关史料阙如，一直是只知其名，不详其人。后公众号发“建德民国时期史料整理再添硕果”信息一则，于年初二收到一条短信：“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同志，我是你编辑的书中提到的胡冠臣的儿子胡其乐，看到文章后很感动！很想得到此书，不知能否如愿？”云云。作为编者，感奋不已，遂电话联系，一番叙谈，始知其父胡冠臣系江苏宜兴人，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是其远亲（胡焕庸以提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而为世人所熟知）。家风熏染，胡其乐先生亦崇文厚德，术业专攻，长期在贵州省贵阳市工作，成为一名给水排水工程领域的专家，现定居于杭州。稍后，胡其乐先生示以一则回忆文章。写作该文，适值其父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文章饱含感情，情真意切,无尽思念,跃然纸上。征得先生同意，现予发表，是为《建德民国史料六种》一书之补记，以表对那一代学人之敬意。
我的父亲胡冠臣，生于1907年6月3日（清光绪年间）。
太太公胡玉堂是个独子，太公（曾祖父）胡崇本（恒斎）系兩代独子，因此前后娶有三个太婆。大太婆生有四个女儿，没有生儿子。为了胡家能够传宗接代，故又娶了二太婆，但是二太婆不能生育。只好又娶了三太婆，三太婆生了四男二女，胡家才有传宗接代，从此人丁兴旺。太公胡崇本共计有了十个下一代，（四男六女），后代更是一大批。
祖父胡仲芬总排行第六，男性排行老二（第二房）。他是个读书人，穷秀才，家里原有祖遗田三十余亩，平时靠部分田租及祖父坐馆收入维持一家生活。后来儿女长大都读书了，开支日增，生活渐困难，但祖父总是各方面节省，宁愿自己刻苦生活，极力培养大家读书，也算是个书香门第。祖父是第二房，我父亲男性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胡企成、胡伟成），还有一个姐姐(胡静芝)，一个妹妹（胡霭芝），父亲从小好读书，字也写得好。祖父觉得他是我胡家的好苗子，所以只培养他一个人读书读到大学。我们胡家在宜兴县不是像路、徐、许、周这样的大家属。虽然宜兴县是个人才辈出之地，但当时要能读到大学毕业也是极少数的。
我们胡家定居在县城内的“西察院”，胡淑仪堂姐详细和我说过家里的大致情况。家居是个墙门房子很大，是太公胡玉堂所建。墙门内四周是风火墙，进门共有三进，三个天井有左右许多箱房，中间有几个堂屋，住最里面是曾祖父（胡崇本（恒斎））。后来我们胡家房产在抗战中全部被日本飞机炸毁了。抗战胜利后有家人去看过，说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堆，以后也没有后代再去管它了。就这样我们胡家后代就各分东西了。
父亲七岁进的私塾，后转入小学，一九二六年中学毕业。在家是最小的男孩，自小勤奋学习，循规蹈矩，祖父母最喜欢我父亲，所以培养他一人读大学。当年考上上海光华大学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九三零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科经济系。毕业后即遇到失业的痛苦。父亲说：因为我是一个穷书生，没有社会靠山，又不懂社会手腕，因此毕业后整一年没找到工作。逼得无法，设法北上天津。想依靠亲友找个职业，结果只谋到个家庭教师，混了十个月，实感无聊，只得仍返家乡宜兴，在家闲了半年多，才到宜兴县立图书馆工作。一九三二年又转到江苏县立师范教书，仅半年之久，又因更换校长，没能继续。又在家乡谋了个小学校长之职，干了一学期，感到不合兴趣，也觉得没有前途，就辞职了。
大学时代的父亲
为求上进，一九三三年暑父亲在远亲胡煥庸先生（原中央大学教務長，中國气候地理科学的奠基人1901~1998）介绍下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是蒋介石），父亲心想这下可有了保障了，有了靠山。职业将有着落，专心求学，攻读和研究我国土地行政。一九三五年毕业。毕业前父亲与其同学很多人分别分至各地实习考察，写了大量调研文章，有亲笔小楷恭写《建德田赋之研究》、《赴建德县调查日记》诸种文章。
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直接由学校介绍分配至浙江省政府，派到财政厅任科员。一九三五年浙江省制定平湖县为行政实验县。半年后父亲由财政厅调至平湖县政府任财政科科长。我母亲也是宜兴人，也相继大学毕业。她是上海国立艺专，刘海粟校长的学生，读的是图音系，与我父亲结婚后就定居在浙江平湖县。我于1937年6月20日就出生在平湖县。我还未满月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当时省里的上级、同事和县里科室主管都是他地政学院的同学，事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父亲任职两年后，其间经过汪浩、洪季川、丘远雄三任县长。在平湖县任职期间以及后来各地任职中，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萧铮（字青萍，浙江永嘉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韩国建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历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系主任，国民党六届中央常务委员，1932年创办“中国地政学会”，1947年改组为“土地改革协会”，自任理事长）主编的《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上，洋洋200巨册，包括了父亲所编《现行地政法规辑要（二册）》。这笔宝贵的文献遗产于1977年由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和美国中文资料中心联合出版，直到现在大陆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教授仍在文章中引用。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在平湖县金山卫登陆，平湖沦陷, 父亲也退至浙江内地任职，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前的父亲
抗战开始后，有一次父亲独自一人从一个县城逃难撤退，想坐长途客车，人太多了，他挤在最后，实在难挤上去了，他还是拼命向里面挤，这时后面一个买烧饼的小孩叫他不要挤了，坐下面的车吧！父亲不情愿的就退下来了。哪里知道结果这部车在前面翻车下山去了，死了好多人！后来父亲跟我们说起这事，是祖宗保佑，那个小孩就是祖宗的化身。要是那时出了事情，哪有现在的弟弟妹妹啊！
抗战中，父亲是跟着政府撤退走，我们全家是往浙江山区逃难，有时我和弟妹被挑在箩筐里逃难。日本飞机不断出现轰炸，记得有一次，外婆带我们逃难走路，突然日本飞机来了，我们就靠在山边上伏下躲避，机关枪就往我们边上扫射！我吓得抱着头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外婆、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弟妹，还有我父亲的一个勤杂的同事钱心如，一起要摆渡过河，突然日本飞机来了，当时几个国军的伤兵把我们挤开要抢过渡，我们只好让开，就在这时日本飞机上的机关枪就扫射下来了，把几个伤兵打死了，我吓得呆了。幸亏我们被挤开了，要不我哪里还有今天！现在想起来都害怕！抗战逃难的事情我有记忆的事情很少，这几件事情对我太震动了，记忆犹新！
父亲从小对我们姊妹是个慈父，从来不打我们，他的动作我记得很清楚，最多把手举起来貌似想打我们，其实只是吓唬我们一下。自小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他说:你们兄弟姐妹要团结好！一支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谁也别想把它整把折断！我作为老大，时刻铭记在心，从小就对弟妹以此为指针，使我们团结成为一人！
我读的小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弘道小学，校长是个美国留学生，小学很有名，蒋经国的儿子女儿也在和我们一起上学，他的三个孩子蒋孝文、蒋孝章、蒋孝武来上学就是坐一个边三轮摩托车，记得好像其中一个和我同班，有时我们还要吵闹打架。
我在小学时是个不用功的顽皮孩子，三年级还留了级，到考初中时连考三校没有录取，简直无脸见人！这才刺激了我从初中开始就发奋努力读书。在初中我的成绩名列班上前茅，语文、数学（代数和几何）、历史、地理等科老师经常表彰我，连初中教导主任也知道我，一见到我就扬我。初二我就入了少先队，当了中队长。初三我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初中毕业一举考上了浙江省杭州一中，当时杭州一中是全省招生，很难考取的。我们的班后来高考有六人考上北大、清华，考上同济、南大、科大和浙大也有十几人。
从小我们家爸爸妈妈很少催促我们读书，我初中开始，弟妹在我的带头之下，个个读书都很自觉。我在读高中时，生林小弟还没有读书，除生林外的六个弟妹，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围坐在一张八仙方桌和一张写字台合并的周围，我坐写字台中间，写字台两边是四弟生箎和林云妹，大妹、二弟、三弟、各坐八仙桌的三边，六个人一起读书做功课，一声不响。生林小弟有时在旁边也要跟着在方凳上学写字。邻居们都这样说：这家七个孩子一点都不顽皮，不见吵闹，真是乖！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读书氛围，怎么能不培养一批国家的栋梁和有用的人才！前面的四个大学生后来都成国家的栋梁之才。我们家这样的夜读情景我一辈子都非常留恋！只可惜由于当时阶级政策所限，限制了三个小弟妹没有得到升学，当了普通工人！让我也感觉非常遗憾。
记得在我7、8岁时，看到父亲在他的小笔记本的封面上用毛笔画了一棵小白菜，我很是佩服！我要求爸爸也给我买一本小本子，我也要学画一颗白菜，爸爸真的给我卖了一本小本子，还教我在封面也画了一颗小白菜。我非常高兴，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后来我才发现爸爸不会画画，但是这件事却让我爱上了学画画。父亲的一举一动就是这样的影响着孩子。
有一次在遂安时，我们大家吃水蜜桃，爸爸吃完了桃子就把桃核埋在后院的土里面，我问他做什么？他说这桃子很好吃，把它的核埋在土里让它明年发芽长出桃树来。我后来居然经常去看长出桃树没有？因为这事影响了我爱好植物，我后来就是喜欢种花养草的。
慈祥的父亲
1945.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了！胜利后我家即从遂安沿钱塘江坐船回到杭州，我记得逃难几经周折后来住在浙江遂安，（该县城后来建新安江水库县城淹没了）。抗战胜利这几天庆祝的情景是我难以忘怀！只听到当时到处放鞭炮！游行！开庆祝会！比过年还要热闹！我看到有人把碗和酒杯往门外砸！真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胜利了！九月我们随父亲到省城杭州接收工作，坐十几个人的小船沿新安江经富春江、钱塘江到杭州钱塘江边的南星桥码头，大概花了两天时间。一到码头我听到大喇叭叫唤声和唱歌声，感觉非常好奇！他们讲这是放留声机，到底是大城市！
到了杭州政府已经给安排了住处，是东浣纱路28号，弘道小学的隔壁。我也就上了弘道小学读书。这年过年真是难忘，大概是小年夜的傍晚，父亲下班回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去门口接他，只见一个头带关公面具，手拿木制大刀的父亲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感到好兴奋，好幸福哦！那是爸爸给我们孩子的新年礼物。那情景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时我才八岁。
记得大约1947年至1948年，当时爸爸编写了几本关于土地地政法规方面的书，在家里堆得满屋子都是，他要亲自打包寄往全国各地。近年来我在网络上还查到居然台湾还在再版他的旧著作。网上国内的学术刊物上还居然有的文章在引用爸爸的这几本书作参考。爸爸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也会感到十分高兴的吧。
当时爸爸在省政府任职，任浙江省土地测量总队总队长。后升职到省民政厅地政局当秘书长直至解放。就在解放前夕，上级要求他去台湾，他没有去。父亲后来告诉我说：为什么我要留下来？我是学土地行政的，因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很好，我愿意留下来帮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工作，因此决定不去台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留用人员，他安排在萧山县税务局当一个税务人员。
家里就全靠父母两人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几个弟妹读书。当时杭州交通不便，母亲一大清早要去郊区上班，有一次当我们醒来时，她已经走去坐车上班了，我们很心疼她这么辛苦！有一天我记得妈妈去上班已经很久了，但是天气忽然下起瓢泼大雨了，小弟生林醒来了，看到大雨倾盆，大哭一场，大喊大叫妈妈！妈妈！下大雨了！我只得劝说小弟说：妈妈已经到单位了，不会淋到雨的，他还是不断的哭喊叫妈妈！小弟心疼妈妈，我也心疼妈妈，我也心疼小弟！
1952年时的父亲
1956年我考上了同济大学，爸爸非常高兴，他说：“你选择学工科很好，国家建设正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我学文科就走错了路……”，当时我很理解爸爸的用心，所以我这五年大学是专心致志刻苦的学习，一直是班上的顶尖学生，我的画法几何作业A3页面一大本，全部是5分。后来学校一定要把我的作业装订好拿去作高校学生作业展览，我很舍不得。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
1958年5月，反右期间爸爸因历史反革命案把他送浙江嵊县、新昌农场、慈溪西山盐场等处劳动教养，差不多五年，1962年12月解教回家。后来落实政策，说明爸爸只是在旧社会做过事，是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没有犯罪行为，故平反并恢复了工作，并补发了工资。
在父亲劳动教养期间，正是三年严重困难生活困难时期，劳教农场生活极其艰苦，父亲多次写信回家要我们寄点吃的东西到农场，可以想象当时生活极其艰苦。大约1959年的夏天，我放暑假回家，母亲要我去新昌农场给父亲送点吃的。当时家里也极其困难，四个大的在读大学，家里还有两个病人（外婆和我亲妈），一个90多岁的老外公，三个小弟妹在读中小学。母亲在杭州乡下工作，靠她一个人的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一个大家庭。生活极其清苦！有时一日三餐白粥都保不住，仅喝白粥汤。三个弟妹还在成长发育期，身体很瘦弱，母亲也想不出好办法，她自己回来后去单位只带一点咸菜去吃，有时馊了的东西她会带去自己吃。我记得有几次母亲带回家好多肉，几个弟妹吃得非常高兴，母亲也烧得好，真是难得！后来母亲才告诉我说这是她接生健康妇女的胎盘。可见母亲的一份良苦用心，才使我们七个姊妹能成活下来！母亲的恩情我们报答不完！
大约1972年，我把爸爸接到贵阳来小住，当时文革还在进行，我的工资又低，没有陪爸爸到各处去玩玩，感到很是内疚。送他回去的时候也没有给足车旅费，害他在半路卖了一包我给他吃的奶粉，当另花钱。后来我知道后感到十分愧疚！没有问他荷包里还有多少钱，他更是不好问我要钱。我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回杭州不久他得了脑血栓，就这样在床上由妈妈照顾着，卧病了16年！1976年元月爸爸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惋惜！他曾和我说：我这样躺在床上，不如能让我换一下周总理就好了！可见他对周总理是多么的崇拜！1988年8月8日杭州迎来了12级台风，路上树木都倒了，很多房子吹倒了，我家二楼东墙也被台风吹倒了，我们把爸爸转移到四弟生箎家住，我正好在家请探亲假。陪爸爸半个多月，28日急着要回贵阳上班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坐着回到贵阳，可是到家就收到家里的电报说爸爸已于8月30日离开人世了。我好像晴天霹雳，当时的文革状况，也不允许我马上又赶回去送丧，作为一个长子我的心里憋得难过！幸亏弟弟妹妹都在，为爸爸办好了后事。我只能在几千里路外遥祝爸爸安息一路走好！
20世纪70年代全家照
爸爸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他专门给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曹操的诗“短歌行”，也是他唯一给我写的墨宝。我一直当宝贝保留着。可是文革开始时说我是漏网的大右派，抄我的家，其实我还是单身汉，和同事住一间屋，为了行使他们的一点特权，于是对我也实行了“抄家”。把我的一切爱好，文学书籍，绘画作品，我写的日记、诗歌等等，包括爸爸给我写的这幅“短歌行”毛笔字，一起都收缴了去。后来过了一年多，就还我了大部分材料，没有还我爸爸写的“短歌行”毛笔字。我问他们，他们说“短歌行”这诗是“四旧”烧毁了！我当时有说不出的伤心！无法挽回了，这些人把我爸爸唯一留给我的墨宝给毁了，我简直恨透了这帮家伙！爸爸给我写这首曹操的“短歌行”是有道理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青青子衿（jīn），悠悠我心。”这里用来比喻虽然过去苦多，但爸爸渴望得到我是有才学的人。我这辈子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可以说在贵州我在专业上也算是个栋梁之才，直到今天82岁了还在为我的事业出力。大学毕业已经57年了，为祖国工作50年也已经超过了。
爸爸是个很胆小怕事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处抄家，爸爸怕他们来抄我们家，他居然把我收集的古钱币全部烧了，还把我的一大包小时的玻璃弹子全部丢到了粪坑里，还一定要我把小学时留下的童子军军刀丢到浣纱河里去。甚至连留下的全国粮票也烧了！想起来也真是太可怕了。后来我家还是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抄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只是把我们家的红木果盘也砸烂了，说是破四旧，搞得家里乱七八糟，记不得还收了那些东西。
脑血栓后的父亲
我的爸爸是个正正派派、规规矩矩的好人，一生勤奋好学，在工作中一贯尽守职责、奉公守法、不贪不奢，不吸烟不喝酒，十分爱我们七个子女，对我们要求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仅此而已。他也是个慈父。在他诞生110周年之时，我写此文以此纪念我亲爱的爸爸。
作者简介：胡其乐(1937-) ，给水排水工程专家。江苏宜兴人，生于杭州，1961年上海同济大学城建系给排水专业毕业，长期工作于贵州省贵阳市建设系统，先后决策建设、改造和设计了贵阳市八个大小水厂，担任了副经理、总工程师、设计组组长、副指挥长、核心组成员等职务，荣获“建设部劳动模范”“建设部防洪抗灾先进个人”“贵州省供水排水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等荣誉称号，2000年退休，现居住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