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凤彩，字朴卿（谱载字五有），寿昌城里人，生卒年月不详，地方志上只说他年寿七十四岁，崇祯甲戌（七年，1634）中进士，被派往遥远的四川任职，担任成都府附郭县华阳县的县令。
附郭县是府城城内的县，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城区范围内的区，比如杭州府城内的钱塘和仁和、绍兴府的会稽和山阴，作为西南都会的成都府则有成都和华阳两个附郭县，两县以市中心为界：成都位于西北，华阳位于东南。
华阳县的名称出现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由贞观十七年（643）创立的蜀县改名而来，并不算早，但是华阳的名称却十分古老，见之于中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梁州为上古华夏九州之一，以华阳、黑水两地组成，可见华阳历史之古老。
山南水北为阳，华阳即为华山之阳，在华山的南面，后人因以华阳泛指广大的西南地区。东晋史学家常璩著有《华阳国志》，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将汉水作为华阳国的标志，相当于今秦岭以南、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大片地区。
成都为西南都会，自秦国李冰天才地修建了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尽成良田，旱涝保收，富敌天下，号称“天府之国”。汉唐时与地处大运河南端的东南都会扬州齐名，号称“扬一益二”（四川古称益州）。
小概念的华阳是古蜀国三都（成都、广都、新都）之广都的治所。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驻跸成都，改蜀县为华阳，从此成都市区分为成都和华阳两县。
2500年前，古蜀国开明王朝迁都于此，取周太王迁都歧山“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意，定名成都。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此设锦官管理，因此成都又名“锦官城”，简称“锦城”。
唐代，成都是贞观年间天下11个道（唐玄宗时增至15道）之一剑南道的驻地。道的长官称节度使，上马领兵，下马管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极大。大诗人杜甫就曾经得到过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在成都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唐代以节度使驻守之地为大府，也称会府，即都会之意，相当于今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杜甫在赞美严武的诗中有“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杜甫《八哀诗·赠右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的句子。
明代虽然没有了节度使，但是成都的军事、经济地位决定了它的重要性，朱元璋将第十一个儿子朱椿封在成都，封号蜀王。
明朝王室宗法规定，藩王的嫡长子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承继王位；其他儿子封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为郡王世子，承继爵位，其他儿子为镇国将军，孙子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以下都是奉国中尉。中尉的嫡长子承继爵位，其余儿子称为宗室。生在老朱家的子孙，“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一辈子由国家供养。
有明一代，共敇封亲王289位，到明朝灭亡时，宗室人口已经超过20万人，其开支占国家财赋的1/3，超过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这些龙子王孙一个个养尊处优，毫不体恤民情，反而贪得无厌，横行霸道，目无王法，有的甚至窝藏盗匪，图谋不轨；盗匪则倚仗王府的势力，横行无忌，草民百姓，苦不堪言。就成都而言，蜀王朱椿传十世十三王，他有六个儿子，除了嫡长子以外都属于旁支郡王，没有封地，只有食邑，但都不到食邑就居，就住在成都，他们的府第都紧邻蜀王府，其中南川王府在体仁门左，属华阳县管辖。
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对蜀王宗室下达了追杀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蜀王宗室及家人数万人都被杀死，那些躲藏到深山老林里的也被追杀，连一些姓朱的其他人也都未能幸免。经张献忠捕杀后，蜀王一系的宗室成员基本上从地球上消失了。
毛凤彩考中进士后，被派往四川成都赴任。
据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蜀人李长祥致毛凤彩的贺寿序，称“公于会城六载，俱当流贼窥视之年节钺”，可知毛凤彩前往华阳上任的时候，高迎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崇祯七年，起义军自郧阳渡过汉水，往西进入四川，攻破川东夔州后，转战湖广、陕西。三年后，李自成率起义军离陕入川。崇祯十三年（1637），张献忠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绵州，兵锋逼近成都，作为成都附郭县华阳县县令毛凤彩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毛凤彩一上任即公布了十条禁令和十条约定，自己带头执行，希望民众监督。士民百姓看到新来的县太爷如此廉洁奉公，公开透明，也都心悦诚服，遵纪守法。
毛凤彩重视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到华阳后，自己出钱刊印《功过格诂》，把对《袁了凡功过格》的理解写出来，教育少年学子，并且带头践行，做出样子。对于做的好的学生他都会加以品题赞扬，凡是他品题过的，大都取得了功名，成为社会上的人才，被百姓们誉为“一榜半桃李”，赞扬他为华阳作出的贡献。
袁了凡名黄（1533-1606），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字庆远，了凡是他的号，世称“袁了凡”。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著有《袁了凡家训》《历法新书》等著作，以《了凡四训》一书影响最大。《了凡四训》由“生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组成，被学界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蕴含着中国文化深邃的智慧。
毛凤彩在华阳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破柱擒盗”，抓捕窝藏在亲王府里的盗匪。
成都是蜀王朱椿的封地，蜀王的旁支很多，平时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无人敢问，甚至勾结盗匪，地方官惧怕王室的权势，都装作看不见，百姓们叫苦连天。《聊斋志异》中《晚霞》一篇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一天，毛凤彩接到报告说，有大盗罗成业等三十四人藏匿在南川王府内，无人敢动。这些人为害乡里，作恶多端，毛凤彩决心将他们绳之以法。但是到王府抓人，无异于摸老虎屁股，不能不有所忌讳。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不是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人，有谁会去撑这个“硬头船”呢！
寿昌西湖（黄琦峰 提供）
毛凤彩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带了兵丁衙役，直奔南川王府。先礼后兵，给王爷讲了一番大道理，上了一堂政治课，说明窝藏盗匪的严重后果，堂堂王爷犯不着为几个小毛贼毁了自己的名声。这个只会吃喝玩乐不关心政治的王爷被毛县令的一番话说得连连点头，不得不乖乖地交人。
毛凤彩将这些歹徒带回县衙，按律严判，极大地震慑了歪风邪气，受到了百姓们的称赞。
到王府擒拿盗贼的事轰动了成都府，甚至惊动了上级领导，朝廷派人来调查，经办此事的御史大人对于毛凤彩敢于碰硬的精神深表敬佩，题写“名高破柱”四个字予以表彰。
名高破柱又称“破柱求奸”、“埋轮破柱”，说的是东汉李膺与权奸作斗争的故事。
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市）令张朔倚仗哥哥张让的权势，胡作非为，甚至剖开孕妇的肚子看里面的胎儿，百姓们恨的咬牙切齿，纷纷告状，但是各级官员都惧怕张让，没有人敢动他。张让在宫里当宦官，深得桓帝的宠信，是当时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十常侍”之首，气焰熏天。
司隶校尉李膺得悉张朔的恶名，怒不可遏，立即派人抓捕。张朔惧怕李膺的威名，暗地逃往京城，躲进哥哥张让的府中。张让害怕李膺来搜捕，将他藏在大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带了手下将士，进入张让府第，破开张朔藏身的大柱子，将他抓捕归案，交付洛阳令下狱审问，按律斩首。
李膺坚守节操，保持风节，是汉末清流士大夫的代表，名列“八俊”之首，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时人赞之为“天下楷模”。平时闭门不出，不和浑浊之人往来，人们以能见到他一面为荣，称之为“登龙门”。后来遭到宦官势力的反扑，冤死狱中，并且引发了一场牵连全国的政治风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毛凤彩后来的遭遇与之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内忧外患，迫使毛凤彩疲于奔命，既要管民生，又要管治安，还要管军事，以他勇于担当的性格，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身上，以致华阳百姓“但知有县令，不复知有风纪，更不知有将帅也。”
毛凤彩的政绩有目共睹，被上级评为“卓异”，升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按例进京叙职，有同僚写诗为之送行——
丈夫不洒别离泪 今日偏多为契交
公子舟从天上发 王孙珠向峡中抛
六年意气期三鼎 万里风云信九苞
此去螭头当秉笔 好衔鹤舌细推敲
——大学士刘宇亮《别毛五有公奉敕赴燕》
官船离开四川，刚刚进入湖北楚地，还没有来得及北上，忽然接到家信，说是老父病故，毛凤彩只得半途折返，回家奔丧。谁知回家不久即遭人诬陷，被免职下狱。
关于毛凤彩“取祸”的具体原因和经过，志书中语焉不详，只说“以任事发忌，以立功求祸”，“以在任御寇为当道所忌”，总之，都是太能干惹的祸。
毛凤彩下狱后被“羁于省垣”，关在省城杭州的监狱里，可见罪名不轻。第三个儿子毛可法卖掉妻子的嫁妆水田一百二十亩，多方奔走，好不容易才将父亲从牢里捞出来。
和李膺一样，勇于任事、清廉自守的作风引来了同僚们的妒忌，毛凤彩最终落得个“任事最奇，立功亦最奇；发忌最奇，取祸亦最奇”（明·李长祥《毛凤彩六十寿序》）的结果，后人对此感叹道：“明季将帅媢嫉如斯，国家安得不败！”。
毛凤彩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据《寿昌县志》的介绍，毛可法因为孝敬祖父，得到了祖父“补服两套”的奖赏。补服就是官服。明清两代官员的官服上前后各缀有一块刺绣的图案，称为“补子”，以区分官阶差别，文官以飞禽代表，武将以猛兽代表。能够一次性拿出两套官服来奖励孙子，可见毛家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家境颇为富裕。
毛凤彩出狱后，又逢改朝换代，对人生可谓是大彻大悟，从此安居林下，游山玩水，“酒杯书卷，骥子麟孙”，吃斋念佛，“几不复知有变乱也。”《大慈岩二首》当作于此时，透露出了他看破世事的心声和寂寞的心情：
拟向慈峰绝顶登 羊肠曲绕磴千层
大都云月常为窟 唯有猿猱惯得升
细湿衣衫岚酿雨 长遮天日树垂藤
试从山半回头看 足底悬崖恐欲崩
疑凭鬼斧辟元关 洞古岩敧綉藓斑
小阁窗开红树外 幽居人在白云间
旧时锡杖何年到 一卷瑜伽镇日闲
我欲皈依归觉路 木鱼铜磬响空山
